制造业是近几年的热词，“转型升级”也早已成为业界和舆论界认可的一个基本概念。
在这一口号的引领下，中国制造业不仅经历了上一轮人民币升值的阵痛，也见证了最近两年的人民币贬值。只是，虽然经历过宏观环境的大起大落，公众对转型升级的理解似乎还只停留在“越高越好”之上。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依然缺乏思考：转型升级对制造业来说，是结果还是原因？转型升级的终点在哪里？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原动力又是什么？
在这些问题上，“日元先生”榊原英资的一些思考值得我们重视。在他看来，21世纪的基本特点有两个，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一方面已经产业化的国家在逐步走向后现代和金融化，另一方面新兴市场更大规模的产业化则在一波接一波袭来。其结果是，全球范围内的中产阶级群体大为扩张。整个20世纪，欧美与日本产生的中产阶级总人数最多不过5亿到6亿人，但随着其他市场的产业化，这一群体在21世纪上半叶将激增至近20亿人。
这一群体，无疑就是全球市场未来总需求的核心，这也将是一个后现代和现代化夹杂并行的总需求。对制造业而言，这意味着非常明确的两极分化：在发达市场，随着环境和安全意识的觉醒，企业竞相采用最先进的技术，生产价格昂贵但品质极高的产品；而在新兴市场，由于中产阶级群体折算成美元的消费能力仍然有限，接受度最高的产品其实是品质虽然有所下降，但价格更为便宜的东西。
这种两极化，是制造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这两个极端对产业组织模式和成本沉淀的要求互不兼容。对企业个体而言，可以根据自身基本条件，有针对性地选择一个方向发力，但对一个国家整体而言，这种选择就困难很多，更不要说全球市场还远没有实现绝对的自由。
一些曾经深入人心的理念，比如质量至上，在两极化的时代甚至可能成为自身最大的局限。榊原英资以日本手机产业为例，因为品牌的前期沉淀确立了高成本、高品质的基本思路，这使日本手机产业走上了所谓的“加拉帕戈斯化”——只能适应日本本土市场，对其他市场的消费者来说，产品既贵又不实用。对外界所称道的日本制造业的“工匠精神”，榊原英资的看法也和我们迥然不同，他认为这只是20世纪产业化时代的核心竞争力，但并不是日本在21世纪所能够依赖的国家竞争力基础。
换句话说，所谓的转型升级其实只是顺应全球市场变化的自然结果，它不是制造业转变的起点。应该怎么转？从国家战略和企业自身的角度看会有不同的答案，但我们很难用规划去描绘未来。这一逻辑，跟近几年很多产业折射出的现象非常类似。再以手机为例，近年来国内崛起的华为、小米等，品质虽然和苹果手机难以一决雌雄，但其对国内市场和海外其他市场需求的契合，却是苹果手机做不到的。
以榊原英资亲自主导过日元汇率自最高点向下转贬的那段经历而言，他对制造业的这份思考无疑是非常独特的。这对于中国当下而言有多大意义？相信知者自知。
(原标题：“日元先生”的制造业反思)
(责任编辑：DF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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