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的一切，似乎都要从中国政府面对复杂经济形势的两难说起。
从2013年6月起，人们就不断听到一种叫“李克强经济学”的说法。这一说法显然是从年初开始的“安倍经济学”克隆过来的。首先发明这一说法的据说是一家外资投资银行的经济学家，其认为“李克强经济学”主要包含三大要素：一是不出台经济刺激措施；二是金融领域去杠杆化；三是调经济结构。
不知是否是一种巧合，最近十几年，中国乃至世界经济中的一些重大现象，最早都是由西方一些投资银行或经济智库的经济学家们提出的，并继而引起各国关注，最后成为一种广为流传的共识、趋势甚至政策取向。无论是“金砖国家”还是“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提出，无不如此。
2013年，除了“安倍经济学”之外，“李克强经济学”和“默克尔经济学”也都是风靡全球的术语，无非都是希望以此来总结相关国家经济政策的成功之道。
“李克强经济学”被巴克莱银行的几位学者正式提出，是在2013年6月27日，当时距李克强上任总理正好三个半月。2013年6月中国“钱荒”的爆发，是对李克强的第一个考验。过去几年里，中国素以货币流通过多著称，似乎从不缺钱。然而从2013年6月的某一天开始，中国却突然出现了“钱荒”的怪事。当然，客观上自然有银行到期的因素，但中国金融体系里的一些结构性问题则是“钱荒”的真正元凶。
面对这一情况，李克强的态度基本是按兵不动，因此中国央行未像人们预料的那样率先出手。也许正是李克强和中国银行[0.00%资金研报]当时的这一举措，让巴克莱银行的经济学者们眼前一亮：不出台经济刺激措施，这不正是李克强经济思路的主要元素吗？
于是，一个后来几乎家喻户晓甚至风靡全球的名词——“李克强经济学”就这样诞生了……
2013年6月27日，“李克强经济学”诞生。7月初的一天晚上，我在节目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容忍底线到底在哪里？”
我的想法非常简单：在中国“经济政治学”的背景下，经济大幅下滑的直接后果就是出现社会乃至政治不稳定的情况；没有任何一个领导人可以接受社会乃至政治的不稳定。既然这样，下一个逻辑问题就是：面对经济可能下降的趋势，中国政府能够容忍的底线到底在哪里？如果经济下滑到可能引发社会不稳的程度，政府是否依然遵循不出手的原则？这里的两难就在于：若不出手，则经济下滑可能引发社会不稳；但若出手过重，则2008年以后的那一幕(资产价格上升、国进民退……)又将重新上演。
果然，几天之后，我们就从媒体中不断读到中国政府领导人谈经济的上限和下限，以及告诫大家要有“底线思维”。什么是“底线思维”？很显然，这就是要对经济可能下行到什么水平有一个基本的预估和预案；一旦不行，政府还是要果断出手。
这显然已向人们传递了一个核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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