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中国经济表现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下行压力加大。一季度GDP增长率延续了上年的下行态势，二季度虽略有反弹，但三季度又开始下行。预计四季度将维持着这一状况。全年经济增长率为7.4%。如果将时间延伸了看，自2010年第二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就开始下行，至今已经延续了18个季度，已超过以往任何一个经济周期的变动。与此相对应，PPI也连续负增长达34个月，也已打破纪录，并且看来在短期内难以持正。表明经济下行压力仍然存在，而且有可能进一步加重。
第二，长期以来，中国是有鲜明二元经济特征的发展中国家，呈现出农村剩余劳动无限供给的经济增长模式。从上世纪90年代初，受工业部门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从而能提供较高工资的吸引，大量农村劳动力开始流向沿海异地打工。由于农民工众多，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农民工平均工资多年不涨，增加收入主要靠加班。廉价的劳动力构成中国制造业的低水平竞争优势，中国也因此而成为世界的“工厂”。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刘易斯拐点开始显现。目前超过50%的45岁以下的农村青壮劳动力已不再务农，其中25岁以下的农村劳动力70%以上已经离开农村务工。这使农民工工资开始普遍上涨。最低工资的普遍上涨，表明靠廉价劳动力移入的低成本制造的竞争优势正受到挑战。经济增长需要转向技术进步、转向劳动力生产率的提高。
第三，中国人口结构正在老龄化，人口红利逐步消失。从2011年开始，新进入市场的劳动力呈下降之势。2012年下降345万人，2013年下降242万人。自此，中国劳动力开始出现绝对减少。一方面，这意味着工资上升将成为普遍现象，今后的经济增长需要更依赖于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也意味着抚养比上升，储蓄率也将开始历史性下降。而储蓄是投资的来源，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是靠投资驱动的，在金融危机前，出口的扩张带动了民间投资的高涨。金融危机后，为了保增长，政府投资取代民间投资成为主力。随着储蓄乏力，进而储蓄率的下降，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将难以为继。事实上，2014年9月以来，银行业存款无论增长率还是绝对额都开始下降，除居民风险偏好改变的因素外，不能不视为储蓄率下降现象出现的信号。这表明，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正在转换，由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
第四，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是资源能源耗费型的、环境不友好型的，伴随着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水资源及生态资源的消耗，这一增长方式的不可持续性已暴露无遗。这表明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必须改弦更张。
由于投资增速下行，经济增长开始明显下行。人们担心如此快速的下行会不会导致经济“硬着陆”？
所谓硬着陆，一方面，因经济快速下行导致失业问题严重化，另一方面，由于近几年投资主要由负债构成，投资下滑，会使现金流紧张化，从而引发债务违约风险，进而招致经济的进一步困难。由此，失业严重，债务违约成为衡量硬着陆的关键变量。坦率地说，这一担心是有道理的。但是中国经济硬着陆的概率很小，理由如下：
在就业方面，中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快速改变。在“十一五”期间，中国还为服务业发展不快而发愁。在“十一五”规划的22项指标中，唯有涉及服务业的三项指标未完成计划。它们分别是服务业增加值、服务业就业的比重和研究发展经费占GDP的比重。但是到2013年，中国服务业已成为第一大产业部门，2014年仍保持着领先增长态势。由于服务业就业弹性高于制造业，使其创造的新就业岗位快速扩展。据初步统计，2008年，GDP每新增长1个百分点，就带来120万个新就业机会。但到2013年，GDP增速虽只有7.7%，但新创造就业机会1310万个，平均每个点新增机会180万个—190万个。2014年，计划新增就业机会1000万个，如此看来，GDP增速超过6%就可完成。事实也是如此，2014年9月已实现新增就业1000万个。再考虑到中国人口老龄化，新进入市场劳动力正呈逐年下降之势，而未来中国经济增长6%—7%还是大概率事件，因此就业不会出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
在债务方面，这固然是新的风险点，并集中体现为三个问题：银行坏账增加、影子银行违约和地方政府债务可持续。而三者又高度与当前房地产形势相关联，不容忽视。然而硬着陆的概率依然不大。
首先，虽然银行坏账在上升中，目前已达1.08%，并不排除进一步上升的可能性。但是由于中国银行业提前采取了《巴塞尔协议Ⅲ》的监管标准，并且将拨贷比提高到2.5%，这意味着坏账比例在一个时点上不超过2.5%，银行的利润仍然可期。如果加上利润，则坏账比例不超过3%，银行的资产不受伤害。而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超过3%的坏账比例是小概率事件。与此同时，尽管房地产贷款占银行贷款的22%左右，但其中18%是按揭贷款，其支付比例一般在20%—40%左右。这意味着房价整体不下跌20%—40%，则不会出现大面积断供现象。并且由于过去5年中，中国的房价几乎翻了一番，即使房价下跌20%—40%，银行也有较大的“止损保障”。尽管不排除个别地区、个别楼盘出现房价下降并引发断供，但就整体房地产市场，房价下跌20%—40%仍是小概率事件，从而不会有银行业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其次，所谓“影子银行”是指不受监管或少受监管的资产负债业务，并集中于房地产开发的信托资金安排上。随着2014年年初国办107文件的出台，影子银行业务回到资产负债表的速度不断加快，而年中银行资产证券化的步伐也开始提速。只要短期不出现因房地产市场崩溃而大面积违约现象，风险便正在缓解中。而目前的房地产状况表明，尽管市场形势逆转，但尚不会出现崩溃局面。
最后，地方政府债务尽管上升很快，但风险仍然可控。根据有三点：一是中央和地方的债务规模占GDP的比例为40%左右，低于国际通行的60%的债务率标准；二是地方政府债务主要是或有负债，集中体现为地方融资平台的投资项目上，而这些项目是实物资产，从而使相对可靠的质押品，可通过转买、重组进行债务安排；三是中国的单一制政体使地方政府有能力通过腾挪、转换等各种手段从容处理。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潜在风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期限错配。地方政府负债期限一般较短，而对应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则完成时间远长于负债期限；其二，有不少项目是有公益性，难以产生足够的现金流，偿债来源短绌，更何况逐年还需投入资财对这些设施进行维护，构成地方政府收支的“硬缺口”。近年来，地方政府债务的潜在风险已引发各方充分的重视。由于地方债务主要是集中于或有负债的地方融资平台上，主要风险是期限错配，一旦将地方融资平台进行公司化改造，剥离出政府财政，并在项目基础上分门别类，采用PPP的方式逐个加以重组，将有利于缓解风险。事实上，2014年以来，为防止债务形势恶化，采取了四种方法：一是“截源”，严格限制诸如楼堂馆所等无现金流的基础设施建设；二是“替代”，鼓励各地政府通过拓宽融资渠道对期限短或成本高的债务进行替代；三是“重组”，在对融资平台公司化改造的基础上，提倡并支持采用诸如PPP的方式对项目进行重新安排；四是善于改革政府的支出责任，厘清中央与地方政府支出范围和边界，建立各级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并在此基础上，允许地方政府量力而行发行地方债。
由上，只要不出现大的经济形势，尤其是房地产形势的恶化，假以时日，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会逐步化解，并由此决定不会出现硬着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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