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原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和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褚橙创始人褚时健去世，享年91岁。从“烟王”到“橙王”，一代传奇终落幕。
23年前，《中外管理》杂志创始人杨沛霆教授带着几十位来自全国的市长走访云南玉溪，并在因盛产“红塔山”而名扬全国的玉溪卷烟厂，见到了时任厂长的褚时健。在1990年代，他带领的玉溪烟厂年创利税近200亿元，这样的税收贡献放在今天也同样可称为天文数字。同时，褚时健还率先在国内采用了外包管理模式，当时，他认为烟草业的核心能力体现在烟丝上，其他如包装、过滤嘴等等都不是重要的，因此而大胆外包给周边的乡镇企业。这让杨教授很受启发，并随后通过《中外管理》把这一模式传播到了千千万万家企业。
《中外管理》再一次与褚老的缘分，则源于1998年褚老的“出事”。当听说“烟草大王”褚时健身陷囹圄后，杨沛霆教授在吃惊惋惜的同时，又觉得很不是滋味。他认为这样一位有极高威望的企业家陨落，既是个人“悲剧”，也给我们创造了“财富”，那就是一个基于59现象又远不止于59现象的教训总结——杨教授开始写系列文章，呼吁企业家要有自我保护意识。
而后，广为传颂的褚橙故事，为这段悲情岁月映照出了最绚烂的夕阳。
二十年后，适逢中国改革开放40年之际，也是褚时健创业近40年之际，20年后，《中外管理》杂志社社长、总编杨光在中外管理商学院太标书院张永林院长的引荐陪同下有幸前往褚老在云南玉溪的寓所，亲身感受这位已届90高龄老人的大家风范。对于这位传奇企业家的一生，我们心怀敬意、感慨不尽，同时又备受鼓舞。他不仅征服了又一座事业山峰，更达到了人生“大道至间”的新高境界。
从“中国烟王”到“中国橙王”，在如同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一样，却在中国前无古人地两次登上人生巅峰后，这位老人却显得平静、淡定。这样厚重的人生历程，有理由让我们重新梳理、深入解读，供读者细细品味。
2018年劳动节前夕，云南玉溪。过了“云南第一村”的牌坊，《中外管理》一行不到五分钟就到了褚时健所在小区。
这个小区与千千万万的居民小区，没有什么区别。干净整洁，趁着阴天天色，一切都显得清亮。但又因为褚时健住在这里，而使得每个细节在访客眼中，又都格外特殊。
我们停留在褚老的“别墅”门口，待管家前去通报。等待期间，一个背影出现在旁边幽暗的车库里，似乎在捣鼓一个花盆。后来才知道，那个平凡的背影，就是鼎鼎大名的褚时健。
终于正式“见”到了褚时健，一位已然九旬高龄的耄耋老者。初见时，我们惊喜发现他一米七五的身板，依然惊人地挺直。由于腰部不适，坐下来的褚时健，需要斜靠在被磨得掉皮的皮沙发上。褚时健微笑招手让《中外管理》杂志总编杨光坐在了他身旁。会面开始。
褚时健说话很慢，句与句之间会停顿约两秒钟。但是他的声音却很坚定，气很足，哪怕到了一句话的最后一个字，也是有力的。聊天间隙，他会摆着手淡淡地说：“现在也糊涂了，不想事情了。”
然而就在一个月前，褚氏庄园旗下另一个新品类——褚柑出炉。这是褚时健和老伴马静芬在十几年前一手打造了“褚橙”之后，又历经四年时间，开发出来的适合春天上市的水果。褚柑一上市，就被各渠道抢购了几千吨。
相传“褚橙”大卖以后，有人将褚橙的枝条拿走，就发展了上万亩。颇有商业意识的马静芬立刻动了念头：“只有一个褚橙不行。”
如今年事已高的褚时健，似乎还是停不下来。
众所周知的是，他曾经以17年之功将一个濒临破产的地方卷烟小厂打造成为了亚洲第一、世界前列的现代化烟草集团后，在一个特有的时代背景下，不幸折戟沉沙，身陷囹圄。
2001年保外就医后，已是74岁的褚时健本该安度晚年。但他却毅然携妻上哀牢山开荒种了橙子。又是17年的默默耕耘，他收获了一个响誉全中国的品牌传奇——“褚橙”的诞生。人们在闲聊之余，吃着橙子，嘴里也嚼着那句颇值得回味的：“人生总有起落，精神终可传承”。前后两个17年，褚时健做成了不同的事业，创造了截然不同的人生。
身为高龄创业的成功典范，如今他引得无数膜拜者蜂拥而至，拜访取经。然而他却说：“我并没有做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我所做的，都是尊重规律，恪守本分。”
“我这一生，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社会，也对得起我家庭几代人，我也就心满意足了。”褚时健曾说。这一点直到他晚年，到今天，也从未改变。
今天来看，在褚时健的掌舵下，玉溪卷烟厂和红塔集团的发展史，已经成为一部中国民族工业改革创新、精益求精、创造财富、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演进史。迄今为止，能同时做到这一点的，中国企业界至今尚无第二人。
“山高人为峰”，一句厚重的广告语，也成就了褚时健人生历程中“中国烟草大王”的历史地位。
“第一车间”的成功，让褚时健认识到了工业化、标准化的好处。
这一次，他决定如法炮制，采用工业的方式来种橙：一改农业过往粗放的种植方式，请来专业种植人才，对土壤结构、种植周期、植物方式都进行了极为细致的量化。量化思维就是典型的工业化、标准化思维。
例如：褚时健要求，果园内20厘米以上的杂草要清除干净；在花芽现蕾时，要用0.2%的磷酸二氢钾+0.15%的硼砂喷花；施肥沟，深30厘米、宽20厘米、长80-100厘米；每株施有机肥7.5公斤+复合肥0.3公斤。
那些从小都是跟随长辈经验来种地的农民，哪里懂得这些？只知道春耕秋收，有虫打虫，天干浇水。但褚时健的要求却是数字化的：深挖地要多少厘米、株距行距、农药的喷洒量、剪枝到多少厘米。
刚开始，农户一度罢工。
但褚时健采取的措施是：培训+奖惩。一方面培训农户们的专业知识和具体的操作能力，同时强化作业长的带头作用。另一方面，则是明晰的奖惩制度。
例如：在焚烧疏除枝梢及剪除的干枯枝时，若烧着果树，扣预支生活费50-100元。2月份溃疡病检查，四年生树及挂果树按15片叶/株的标准，扣除预支生活费10元/株等。褚时健用细到不能再细的条文，约束农户们必须往工厂化管理的方向上走。
早在玉溪卷烟厂期间，褚时健就不遗余力地对种植烟叶的烟农给予各种补助。在褚时健看来：把利益共享问题解决了，农户比自己都要对工作负责。
2007年前，褚时健针对农户，采取的薪酬制度是每月固定工资加奖金，同时还提供水电沼气、厨房厕所一应具全的住房。
2007年后，果园大量的树开始结果，收获量达2000多吨后。褚时健又采取另一种薪酬制度：每人每月按时领到2000元借发工资。到年底果子收获后，按农户交出的橙子的总量和等级两个标准算出收入总量，刨除借发工资，剩下的发给农户。这是人员稳定的最大保证，要知道农民随时把自己处于“移动”的状态，哪儿挣钱就去哪儿。第一年，褚时健就遇到了不少不打招呼就全铺盖卷走人的情况。
在收入高低的比较下，农户们都愿意做到高产量、高品质，而且唯一的方法就是：按照褚老板严格、精细的生产制度来办。
几年下来，农户渐渐把依照标准办事，视为寻常。一名农户在果园碰到马静芬，马静芬问：干得开不开心？“农户回答：”开心的嘛！你赶我走我都不走。
大半生为国尽忠，暮年却身陷囹圄。但在90岁高龄时，褚时健思考的仍然是，如何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强大。
“这绝不是‘秀’。因为他已不需要秀，他也无力去秀。当一个人所有的‘能力’随着衰老而逐渐褪去时，最后剩下而袒露出来的，恰恰是一颗最真实的心。”杨光总编走出褚家回望这座小楼里的主人背影时，不禁由衷感叹。
（文章来源：中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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