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2019营商环境报告》于日前发布，基于北京与上海两个样本城市的得分，中国在“营商便利度”上的排名由78名跃升至46名，“获得建筑许可”“获得电力”“跨境贸易”三方面得分大幅度提升，“开办企业”“登记财产”“保护中小投资者”“纳税”四方面得分有小幅增加，“执行合同”则保持原有较高排名。
我国在“营商环境便利度排名”上的变化，与样本选取、问卷翻译等细节上的完善有一定关系；但纵观本次得分情况，北京、上海围绕营商法治环境所做的回应性与针对性努力，仍是我国“营商便利度”名次提升的主要动因。
自2018年1月国务院首次常务会议上正式提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部署，又经上海、北京1至3月份迅速推出的各项改革举措，再至2018年5月世行调研工作结束，我国能够在短时间内于世行评价体系中取得多项进步，表明了政府深化市场改革，推动法治建设，活跃民营经济之决心。
欢欣鼓舞之余，我们也应理性思考本次进步。世行“营商环境”评估及其排名，对我国微观法治环境改善而言，是一个有效激励机制，但其作用不应过分夸大。
从指标上看，世行所采用的指标与其试图测量的内容之间指向性有限。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的研究者曾运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在“开办企业”的指标评估中，创办企业所需步骤与企业家对相关法律的主观评价呈弱相关关系。而在融资方面，市场主体所关注的信贷质量和信贷分配，并没有得到世行营商环境工作组的评估，这就使得信贷权利指标上的得分，在投资者眼中有效性弱。
从排名上看，世行“营商便利度”名次也仅能为各国市场法治环境的比较提供部分参照。以俄罗斯为例，在普京政府的主导下，俄罗斯于“营商便利度”中的名次上升迅猛，但这并不能说明其在短时间内就形成了有利于市场繁荣的法治环境。相反，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团队指出，在名次大幅提升的同时，由于国内市场集中和产权保护问题没有解决，俄罗斯对其国内中小企业和国外投资者而言，仍不具有良好营商环境。而在排名较高的国家之间，名次所呈现的信息也有限。新加坡在历年营商环境评估中都排名颇高(2019年排名第2)，瑞典和法国则较为逊色(二者均为20-30名之间)。但这并不说明瑞典和法国实际的营商环境劣于新加坡，相反，三者在发展过程中，都各自形成了促进经济繁荣的良好法治实践。
当任何一个评价体系，成为重要甚至唯一挥动的“指挥棒”时，其评估活动就会受到人为干扰，正向激励作用也会降低。我国在注重迅速提升世行“营商便利度”排名的同时，也需根据国内法治的实际状况，务实、有序地开展优化营商法治环境的各项工作。正如世行团队在《2018营商环境报告》中所提醒的：“虽然诸多营商环境指标是‘行动指向’的(acti>（文章来源：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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