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货币政策需要澄清的几电动车控制器接线图 个问题

　　在经济存在下行压力的情况下，盲目紧缩金融条件和收缩货币政策，将会导致经济产能利用率的下降和企业盈利能力的弱化，最终可能使企业和家庭杠杆率进一步上升；实施松弛有度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家庭的收入水平，增厚企业资本金，提升家庭还贷能力，才是经济日常“去杠杆”的金石之策。

银行发行的货币。包括所有现金货币和金融机构在央行的存款两部分。截至2018年6月底，我国基础货币余额为35.54万亿元。其中，现金货币7.57万亿元，占21.3%，主要在实体经济中流通；“央行存款”27.97万亿元，占78.7%，主要在银行间市场流通。由于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能力主要由它们在央行的存款规模和增速决定，因此，央行的货币政策意图实际是通过调整“央行存款”这部分基础货币的规模和增速来实现的。

　　广义货币特指在实体经济中(剔除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流通的货币。它也包括两部分：一是流通中的现金，发行人(债务人)是央行，截至2018年6月底，我国实体经济中流通的现金货币余额约为6.96万亿元，占3.9%；二是商业银行存款，发行人(债务人)是商业银行，如果按我国现有广义货币统计量M2计算，截至2018年6月底，计入M2的存款货币余额约为170万亿元，占M2总量的96.1%。

　　根据经济学对现代信用货币的定义：信用货币是指由中央银行或商业银行发行的，被法定为媒介商品和资产交易一般等价物的，高流动性的债权凭证。它实际包含两层意思：现代信用货币是由中央银行或商业银行发行的一种特殊债权凭证或者说特殊债券；并非中央银行或商业银行发行的所有债权凭证都是信用货币，高流动性是其核心特征。

　　对照上述定义，会发现我国对广义货币M2的界定过于宽泛，把大量低流动性的定期存款(约占现有M2统计量的54.8%)纳入其统计范畴，结果导致我国M2统计量过于庞大，实体经济中流通的真实货币信息严重失真。

　　广义货币首先必须是“货币”，即具备高流动性，或者说，在实体经济中可代表现实购买力(名义需求)。否则，广义货币所对应的货币统计量在宏观分析中将失去其应有的参考价值。对于我国而言，可考虑将“流通中的现金(M0)+企事业单位的活期存款+家庭部门的活期存款”作为广义货币M2的“真实货币”统计量。

　　明确了基础货币和广义货币这两个货币概念后，“货币政策宽松”和“实体经济中的流动性宽松”是否等价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货币政策宽松，通常是指银行间市场的基础货币供应量(央行存款)相对宽松，判断指标主要是同业市场基础货币的名义借贷利率(同业利率)；实体经济中的流动性宽松，通常是指实体经济中的广义货币供应量相对宽松，判断指标可以是M2增速、物价水平、失业率或工业部门的产能利用率等。一般是同时参考上述指标综合作出判断。由此可知，“货币政策宽松”和“实体经济中的流动性宽松”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宏观判断，二者并不等价。

　　由于实体经济中的流动性代表名义总需求，决定经济的实际总产出和物价总水平，因此，它是央行一切货币政策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央行实施货币政策，其核心目的是为了熨平实体经济中流动性的波动：央行放松货币政策，通常意味着实体经济中的流动性偏紧，名义总需求不足；反之，央行收紧货币政策，则通常意味着实体经济中的广义货币过于宽松，即在现有价格水平下，它所代表的现实购买力已超出实体经济所能实现的最大产出。由于当前国内实体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流动性不足，名义总需求快速下滑，因此，货币政策的调控方向应是大尺度地放松，而不是持续收紧。

GDP增速，而且明显低于6.8%的实际GDP增速——我国实体经济实际已陷入非常严重的“干旱缺水”的通货紧缩状态：即总需求严重不足，总供给相对过剩。其主要危害是：经济的产出潜能无法得到充分发挥，产能全面过剩，经济资源被无谓浪费；实际经济增速持续下滑，最终可能大幅低于经济的最大潜在增速；产能利用率的下降导致实际总产出的下降，在消费存在刚性的情况下，这最终会导致储蓄率的持续下降，进而导致最大潜在经济增速的持续下降，形成恶性循环；企业部门出现大面积亏损，进而侵蚀资本金，导致企业部门杠杆率上升；失业率上升，家庭部门收入下降，杠杆率上升。

　　纵观西方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实践史：美联储在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的政策失误，在1987年“黑色星期一”、2007年“次贷危机”以及2008年全面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卓越表现；欧洲央行在2010年欧债危机早期的政策失当以及其后(德拉吉任行长)的卓越表现；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央行因实施过度紧缩的货币政策导致经济泡沫破裂，经济泡沫破裂后，由于宽松政策定力不够，致使日本经济陷入长达20年的通货紧缩状态(失去的20年)，以及2013年之后日本央行(黑田东彦任行长)对其货币政策的大力度纠偏。大量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告诉我们，当实体经济中的流动性严重偏离“稳健中性”的正常轨道时，货币当局应当机立断，且大多数情况下是大尺度地对其作出反应。在当前情况下，如果中国人民银行仍固守货币政策本身稳健中性的操作思路，中国经济很可能重蹈日本经济“失去的20年”的覆辙。

房地产的年销售额由2000年的不足5000亿元上升至2017年的20多万亿元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要求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不仅要将资产市场对增量货币的巨大分流作用纳入对货币政策力度设定的考量，而且要将资产市场的滞后效应纳入对货币政策时效性的考量。

存款准备金率普遍为6%，但目前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最低为13.5%，最高为15.5%，即使取最小值，目前银行系统的理论货币乘数也仅为2000年的一半。第四，如上文所述，随着社会财富的积累，我国资产市场规模正在加速扩张(与2000年相比，股票市场规模扩大了10倍，债券市场规模扩大了近30倍，房地产市场规模扩大了近40倍)，因此，资产市场对广义货币的分流作用越来越明显。

　　综上，如果央行当前采用和2000年同样的货币政策扩张力度(比如都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调低0.5个百分点)，所获得的政策效果将会明显不同：2000年的政策效果一定显著强于当前的政策效果。因此，在探讨货币政策传导不畅问题时，还须考虑货币政策本身的力度是否过小的问题。

保险和房地产，需要相关监管部门对其资产状况，特别是对其现金流状况进行跟踪监测。对于一般企业的杠杆率，应交由主办贷款的商业银行“代为管理”。一方面，商业银行有约束其贷款客户杠杆率的积极性和手段，另一方面，它们也有监管其贷款客户杠杆率的信息优势。对于一些较大规模的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金融监管部门应加强对其现金流和背后信贷客户杠杆率的监管。这一方面是因为商业银行将信贷资产证券化以后，它们对其风险管理的积极性会下降；与此同时，当信贷资产被证券化以后，投资者对所投证券的风险识别能力也会下降。银行表外融资属直接融资，发展表外理财产品融资市场是优化金融风险配置，降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有效手段，因此，应在完善相关监管制度的前提下，大力鼓励而不是抑制其发展。

　　第五，紧缩金融条件和收紧货币政策并不是“去杠杆”的有效手段。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至今，美国实行了10年的超宽松货币政策，但目前美国的杠杆率显然是较10年前降低了，而不是升高了。在经济存在下行压力的情况下，盲目紧缩金融条件和收缩货币政策，将会导致经济产能利用率的下降和企业盈利能力的弱化，最终可能使企业和家庭杠杆率进一步上升。完善监管制度，实施松弛有度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家庭的收入水平(即稳定经济增长)，增厚企业资本金，提升家庭还贷能力，才是经济日常“去杠杆”的金石之策。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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