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积极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7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财政政策要发挥更大作用”，围绕以基建投资还是减税降费作为积极财政政策重点，出现了“大基建”和“大减税”的争论。
积极财政政策扩大投资的工具可以是增支，也可以是减税，这两种工具对资源配置的方式不同，前者是政府直接主导资源配置的方式，后者是把资源配置的主导权交给了企业和个人。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用通俗的话说，无疑应该是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两手互相配合，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工具，基建投资一直发挥“逆周期调节”的作用，经济萧条时，大力推动基建投资；经济繁荣时，限制基建投资。多年来我国基建投资一直保持20%左右的增长率，但今年上半年基建投资大幅跳水，由2017年同比增长19%下降为今年上半年的7.3%。从“逆周期调节”的角度来看，应采取积极措施，力求至少恢复到去年同期的增长率。按照年初预算安排，今年赤字率还未达到3%的警戒线；而从今年全年发债目标看，大部分地方债将在下半年完成发行，成为基建投资的重要支撑。这正是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加大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的力度的要点所在。下半年基建投资加快，地方专项债发行提速，基建投资将会出现反弹，体现基建补短板的要求。
加强基建投资的同时也应该看到，经过多年的建设，我国基础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大力进行基建投资的空间逐渐收窄，基建投资的效益不断递减，所以，完全依赖“大基建”刺激经济已经不合时宜。
首先，过度依赖于基建投资会加剧债务风险。2017年至今，我国一直致力于落实去杠杆与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地方政府债务增长过快的局面已经得到遏制。一旦打开“基建投资”这个潘多拉魔盒，有可能激励各级政府大干快上，加重债务风险。其次，基建对于经济的边际效益递减。经过多年高速发展，当前中国极具经济效益的投资项目已经基本完成，未来基建投资带来的经济效益会逐步降低。再次，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必然存在挤出效应，对民间投资十分不利，加剧国企与民企的不平等地位。总之，如果仅仅因为稳增长而加快推动基建项目，一定会出现重复建设与结构性供应过剩的问题，从长期来看，得不偿失，形成和积累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还要多，给未来留下麻烦。
与加大基建相比，大幅减税不但没有副作用，还能够产生促进经济发展的良性效果，而且也具有极大可行性。
当前中国企业和居民税收负担重，宏观税负水平在全球范围内位列前茅，减税有巨大空间。根据世界银行联合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发布的《缴税2017》报告，在全球190余个经济体中，中国以68%的税收负担排在第12位，远远超过世界平均40.6%的总税率水平，不仅高于美国、日本的税负水平，二者分别为43.8%和47.4%，甚至超过印度的55.3%。这种高税负与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极不相符。高税负严重地束缚了企业活力，也抑制了居民收入的提高，遏制了居民消费能力。这种情况下，靠大投资拉动不过是打强心针，效果有限，而大幅度减税却能激发内生动力，形成良性循环。
我国税收目前面临的形势是，不但税负重，而且税收增加幅度仍然高于GDP，减税有强烈紧迫性。在上半年财政收入中，税收收入同比增长了14.46%，其中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规模分别同比增长16.61%、17.43%、12.82%和20.34%，均显著高于同期名义GDP9.98%的增长率。这种逆势增长，与积极财政政策的要求背道而行，不但扭曲了国家、企业和居民的分配关系，使下行压力下的企业雪上加霜，而且也打击了人们对于政府大力减税降费的信心。
客观地说，近些年政府营改增，降低和合并增值税税率，对小企业和科技创新企业的税收优惠，实践不少减税措施。但企业却为何感觉不到实实在在的减税效果呢？这主要是因为，以前我国的税收征管是粗放的，偷逃税比较普遍，做不到颗粒归仓。为适合这种形势，当初税收条例制定的时候，预先就制定了较高的税率以补偿这种损失。也就是说，当初并没有做到“宽税基，低税率”，实际上是“窄税基，高税率”。随着营改增的完成和征管水平的提高，偷逃税问题已经很大程度上得到解决。2017年末金税三期升级之后税收征管达到史上最严，五证合一、税收实名制认证、以身份证号为标识的个税稽查、大数据分析取代人工预警，这使得各种偷漏税甚至合理避税的行为得到有效遏制，实际有效税率明显提升。这种情况下，原先制定的税率就太高了。所以，即使近些年政府不断进行减税，人们仍然感觉到税收的沉重压力。随着征管水平的提高，“宽税基”的目标已经达到，这给“低税率”的减税工作提供了扎实的基础，使减税具有极大可行性。
下半年的减税工作已经开始。增值税普通税率已经降低，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正在加紧进行，汽车等进口关税也开始降低。这些措施无疑使得积极财政政策更为积极有效。但这些减税措施显然还不够，减税的力度还应该更大一些，使税收对经济发展的抑制效应更小一些。
(责任编辑：DF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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