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经济可能的“灰犀牛”——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防范化解进入高潮。
由于地方政府违法违规举债担保形成的隐性债务规模较大、增长较快,中央三令五申遏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长。与此同时,关于今年中央将出台重磅文件防范隐性债务风险的消息也随之传出。
近日,湖北省、甘肃省和河南省等多个地方政府公开学习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意见》(下称《意见》)精神——这意味着,中央的这一重磅文件已出台。东北某省和西南某省的两位地方政府人士也分别向第一财经记者确认收到《意见》。不过截至发稿,国务院尚未公布《意见》全文。
中央财经大学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院长乔宝云告诉第一财经记者,目前地方隐性债务规模较大,为了防止系统性风险,中央出台了隐性债务防范化解这一最高级别文件,意义重大,将加大地方化解隐性债务风险力度,重塑经济活力,让经济运行更有效率,这其实也是一种积极财政政策。
此前一位知情人士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中央层面很快下发关于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的文件,其中将统一隐性债务口径。由于隐性债务有了口径后还是容易被一些地方规避监管,因此对隐性债务的认定将实行穿透式,实质重于形式。
目前,不少地方已经或正在摸清当地隐性债务规模。部分地方计划用三到五年时间,通过控制项目规模、压缩公用经费、统筹政府收入、处置存量资产、引入社会资本等方式来化解债务风险。
虽然隐性债务规模较大,但像合肥市级财力较强,算上隐性债务后的政府债务率低于67%,远低于100%的国际警戒线,债务安全可控。但财力较弱的黄南州则坦承,债务规模与自身财力不匹配,债务负担沉重,债务风险凸显。
乔宝云表示,相当部分地区的隐性债务规模超过显性债务,尤其是像黄南州这种财力较弱的地方风险较大。
隐性债务增长过快,规模过大引起中央警惕,一些解决措施已经相继出台,初步遏制了隐性债务增长。
去年中央明确提出遏制隐性债务增量。财政部“封杀”地方政府借融资平台公司、政府和PPP模式、政府性基金和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变相举债通道,各项清理整顿工作也已经展开。而针对违法违规举债担保行为的问责风暴也已经刮起,涉及政府官员和金融机构人士,不少负有直接责任的官员直接被撤职。
“地方隐性债务形成是地方政府治理问题,单靠财政部一家无法解决。因此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文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意义重大。”乔宝云说。
财政部部长刘昆近日撰文提及化解隐性债务风险时也表示,“坚持谁举债谁负责,严格落实地方政府属地管理责任。”
此前财政部已经明确,积极稳妥化解存量隐性债务。坚持中央不救助原则,做到“谁家的孩子谁抱”,坚决打消地方政府认为中央政府会埋单的“幻觉”,坚决打消金融机构认为政府会兜底的“幻觉”。
乔宝云表示,化解隐性债务不可一刀切,需要发挥地方政府积极性,地方政府手握不少优质存量资产,通过盘活这些资产可以化解部分隐性债务。
比如,前述黄南州政府为了化解棚户区改造贷款形成的隐性债务,州本级和县通过出售公共租赁住房和狠抓房租等方式提前偿还本金,五年内整改完成。
更多的地方则是通过政府土地出让金或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来提前偿债,化解隐性债务。
财政部希望地方建立市场化、法治化的债务违约处置机制,依法实现债权人、债务人共担风险,及时有效防止违约风险扩散蔓延。
比如,彭阳县在化解棚户区改造形成的隐性债务时,要求项目实施进度和完工项目审计核算进度,依据审计结果分清偿债主体责任,剥离政府、融资平台公司与开发企业各自应承担的债务本息。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在今年6月强调,要稳妥化解存量债务,扩大地方政府法定债务规模,置换部分隐性债务,防止过多出现半拉子工程。
乔宝云认为,在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内,确实可以将隐性债务转化为显性债务解决一部分问题。但是隐性债务规模巨大,转化的空间十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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