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初,随着《关于进一步明确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指导意见有关事项的通知》的发布,在资管新规正式出台三个月后,业内期待已久的监管细则终于落地,如明确公募资管产品可以“适度”投资一部分“非标”资产,过渡期内金融机构可以发行老产品投资新资产等。
监管细则除了指导行业操作之外,更体现了当前的宏观调控方向,金融快速去杠杆的目标已经实现,任务已经完成,极缓轻重之间,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为何管理层选择从金融去杠杆的角度推动实体经济去杠杆?自我国2015年底提出“三去一补一降”以来直至2016年上半年,实体经济去杠杆进程依旧缓慢,国债收益率不断新低,地方债务继续大幅度堆积,信用利差在同业空转等因素的驱动下连连走阔,而期限利差也因为大量金融机构采取借短投长等套利方式不断走平。这一现象在我国并不意外。由于我国融资渠道以间接融资为主,以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主体的市场化改革并非完全,即便是利率市场化后,诸多体系内的经营主体仍能获得更为廉价与便利的金融资源。比如银行依然会对常年亏损的大型国企以较为优惠的信贷支持,对于根植于土地财政的地方融资平台也提供着或有或无的隐性支持。所以管理层选择从金融的角度去杠杆来推动倒逼实体部门改革,成为了2016年下半年开始去杠杆的主线。
金融企业除了从业务风控的角度来把握经营风险之外,与非金融企业不同之处在于,监管部门还会设立资本充足率,净资本等财务经营指标规定下限,也就是通过控制金融企业的财务杠杆水平,防止它们过度杠杆化经营从而将风险随金融体系向实体传导。
以韩国的经验为参考。1997年金融危机后,韩国债券违约大规模爆发。危机倒逼下,韩国于1998-2000年全面整顿金融机构,收缩信贷、推进企业去杠杆。金融去杠杆政策主要包括:减少政府对金融机构决策的干预、重新确立金融机构的市场化地位,使得金融资源不再集中流向大企业集团(非常重要);加速出清经营不善的金融机构,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统一金融机构监管职责,完善直接融资渠道。1998-2000年去杠杆期间,韩国债务增速明显回落,1999年和2000年债务规模出现负增长。自2000年以来韩国银行贷款流向促进转型的中小企业比重抬升,在经济负担减少的去杠杆同时,加快转型步伐、调整经济结构,以实质的产业政策引导半导体、生物技术等知识密集型产业快速发展,出清落后产能。
综合来看,我国对金融体系去杠杆主要采取的就是“紧信用”与“宽货币”的政策搭配,通过监管严查形成实质高压,着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紧信用下,2018年上半年社融增速创下历史新低,6月末社融存量为183.27万亿元,同比增速9.8%,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0.5个和3个百分点,M2也回落到8%的历史低位,其中委托贷款与信托贷款同比下滑幅度最大,两者的大部分资金来源是银行表内的投放非银,因此两者的下降,既回笼M2,又拉低了社融。同时,两者另有一部分资金来源是银行表外理财,也处于收缩状态。在宽货币下,银行间资金面较为宽松,市场利率已经降至近年来的新低,有效的对市场利率化水平进行了引导。
从数据上看,2018年上半年国内投资出现下滑,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同比增速下滑至6.0%,其中基建投资总额增速仅为7.3%。此外,去年至今年以来,紧信用也造成大批公司信用债违约现象增多,2018年上半年累计违约债券只数26只、规模257.5亿元、平均违约规模为9.9亿元/只,同比分别增长13.0%、37.9%、22.0%,环比分别增长0.0%、24.9%、24.9%,违约事件频率和规模从同比、环比来看均提升明显。
前期去杠杆节奏较紧、力度较大,紧信用与严监管(资管新规)同时进行,对经济造成了一定的下行压力。
此通知意味着监管开启了对部分国企的市场化去杠杆,标志着管理层对金融去杠杆重新定向的新开始。
(责任编辑:DF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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