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三中全会的报告的解读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们更多关注重复率较高的关键词，但是，从执政思路的角度看，更重要的是一些首次出现的新概念。比如“治理”。在三中全会的公告中，治理能力与执政能力并列出现，说明执政党的能力不仅在于“执政”，而且在于“治理”。
“经营型政府”走到台前
在理论上，多数人以为现代政府是服务型政府。奥地利财政学家葛德雪在1917年的文章《国家资本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中首次提出了“税收国家”的概念。他认为：人民需要国家提供的服务需求会越来越大，税收增长的趋势不可逆转。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本质上都是公共服务导向的“税收国家”。
1918年，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撰文反驳葛德雪。在《税收国家的危机》一文中，熊彼特预见了“税收国家”的危机，提出政府支出的增长必然超越国家税收的增长，平衡财政的治国理念必将面临挑战。10年之后，1929-1933年的“大萧条”爆发了，大萧条席卷全球并催生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从此，赤字财政取代了平衡财政，负债国家取代税收国家，政府支出的不平衡预算成为主流，熊彼特的危机预言一语成箴。现代政府必须通过债券和货币的发行来弥补预算赤字，由此开启了经营型政府的新时代。
服务型政府与经营型政府是现代政府的二重性，而“治理”一词更多出现在公司治理的组合中，因此应属于经营型政府的理念，这就有了本文的主题：经营型政府的治理之道。从这个角度理解三种全会的经济改革思想，我们注意到这样的关键词：“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我看来，这就是经营型政府的治理原则，或者说，是政府经营的市场化。
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市场是主角，但不能因此误解为是民营主导或“国退民进”。因为在经营型政府的市场定位中，政府本身也是市场参与者，还要“在市场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信”是最核心问题
从这个定位看，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有三个重要的角色：1，监管者。如：证监会主席肖钢不久前打破沉默讲改革，在解读股票发行注册制的政策时明确表示，证监会的职能转变就是要从审批者转变为监管者；2，国有资产的经营者。如公告中反复强调“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3，国家信用的经营者。这是衡量现代政府经营能力和治理水平的关键，也是提升国家治理水平的基础。
在上述三个角色中，第三条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容易被忽略或淡化的。从经济学理论看，政府推行赤字财政的经济基础是国家信用，因为信用资产是人类社会最大的无形资产，超额货币与政府债券的流通都源于一个“信”字。尤其是在负债国家取代税收国家成为主流模式之后，政府信用直接决定了政府的负债能力，间接决定了政府发行货币的能力。那么，政府信用从何而来呢？第一是公权力，第二是公信力，第三是治理能力。
三中全会公告首次把“治理能力”纳入党的文件，说明执政党的市场定位变了。“执政”的对应词是“在野”，治理的对应词是经营；执政可以不讲理，权力高于一切；治理则有章可循，效益高于一切。所以我曾说，中国共产党将不仅是领导者，而且是领航者。领航者才会对市场心存敬畏，与人民同舟共济，顺势则扬帆远航，触礁则船毁人亡。领航者对大海的敬畏，就像政府对市场的敬畏一样。
人无贪惧则不义，国无敬畏则不仁。在经营型政府的治理体系中，政府是市场的参与者之一，而非凌驾于市场之上的“上帝”。现代政府治理能力的高低最终还是由市场来评价，所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必须起决定性作用。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政府是一只闲不住的手，现代国家就是在这两支手的合作中引导着人们去创造财富，追求幸福。
(责任编辑：DF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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