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今天的中产阶级，穿越回明朝还焦虑不？
如果你不为如今的房价、教育和医疗每天焦虑，那多半你不是已经实现超级财富自由，就是还没有被生活折磨过的在校生。如果能时光倒流，穿越回五百年前的明朝，你会惊奇地发现：那时的人，焦虑的东西根本不是住宅、上学和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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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人人几乎都买得起外卖，但一定不是人人都买得起房子，吃比住容易满足多了。但在明朝，不管是豪富还是贫民，基本都不担心房价——因为房价实在不高。豪富焦虑的是如何提高和保持自己的社会地位，而贫民焦虑的往往是自己的衣食来源，李自成们当时要是有一口稀饭喝，也未必会起来砍砍杀杀。
整个明朝的房价都不高，而物价除了李自成那几年也相对稳定。像大米从嘉靖初年到崇祯初年，零售价一直稳定在每石0.5两左右。一石大米重80公斤，现在售价400元左右。因此粗略估算，一两银子的购买力大约相当于如今的800元人民币。
《金瓶梅》里面，西门庆的朋友常峙节买房，“门面两间，二层，大小四间，只要三十五两银子”——折合人民币28000元。当时西门庆的师爷除了包吃住之外，每月的工资是三两银子。假如师爷不乱花钱，一年工资就能全款付清一栋两层跃式小楼，关键这房屋不仅有使用权、还有所有权、还没什么公摊。
小说未必靠谱，那么看现实。崇祯十三年（1640），北京崇文门大街傅尚志出售四合院一座，一分为二卖给两个买主，总共才五十六两银子（合人民币44800元）。当时北京的体力劳动者月薪普遍在1两左右，那么这栋四合院，一个普通工人辛苦几年也就能买得起。
比如著名的清官海瑞，到退休后快60岁了才买了一套房子，并不是因为他买不起，而是因为没必要。当地方官县长的时候，他有现成的县衙机关大院可以住；升官进京之后，租房子住也便宜。就算他是坚决不贪污的清官，一生还结婚三次纳妾三次，房子也从来没有成为他焦虑的对象。
那么好房子都去哪里了呢？给明朝社会的顶级豪门住了。皇亲国戚就不用说了，像严嵩这样的内阁首辅，仅在江西一省就有36处别墅，严家名下的房产多达6600余间；而张居正倒台后，查抄家产的太监给他的北京豪宅估价是10670两，大约折合人民币8536000元。
虽然房子有贵有便宜，但明朝要想买一套住房真不是什么难事。房子是拿来住的不是拿来炒的，正是当时不言自明的房产市场特征。海瑞们操心国事，李自成们焦虑肚子，但谁也不会为房子发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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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时房子不是问题，而学区房更是个没有任何意义的概念。跟现在人人到了六岁都会背上书包不一样，那时普遍只有两种人：能够上学的人，和不能上学的人。
没有义务教育的坏处，就是你不能十拿九稳地保证投胎到一个能上得起学的家庭。如果出生在豪富之家，或是大门大户，接受读书识字教育的机会十拿九稳。如果生在经济尚可支撑学费的家庭，也算幸运。但如果生在连吃饭都成问题的地方，那读书就只能是奢望了——连有都没有，还谈挑什么挑？
明朝的学校，大致分为官办学校、私塾和官办民助的社学三种。官办的大学在首都称为国子监，一开始要成绩好，后来给钱给够了也让进，称为“捐监”。各地官办的府、州、县学，相当于今天的市中学、州中学和县中学——然而分别都有且只有一所。要进这样的官学，必须是私塾和社学里的佼佼者才行。
私塾基本是纯民办的。一个教书先生自己开一间学校，乡里附近的适龄儿童可以来跟着读书；或是家境充裕的人家，为自己的孩子专门在家里请了老师开了学校，其他人家的孩子也可以来跟着一起读。这种私塾老师相当于民办教师，没有国家发工资，生活来源全靠学生的学费。一旦学生付不起学费，老师就只能放下课本去干其他事情养活自己。而当时的学费，也多以实物形式支付，比如直接给老师家里送去100斤面粉什么的。
社学是官办民助的学校，办学目的是要尽可能普及民间教育，否则只靠私塾读书人就太少了。社学一般建在废旧寺庙或祠堂一类的地方，由地方政府或当地富户拨出一些田地，田产作为教师的薪水。一个比较大的府，多的社学可以多到四百多处。
明朝不管是私塾还是社学，学生都是需要付学费的，强制性的义务教育还有几百年才到来。虽然看钱决定读书，但对于教育的看重程度，比如今要强烈百倍。
对于当时的豪富之家而言，钱不是问题、找老师来教书也不是问题，问题是自己的子女有没有读书的天赋。通过科举考取从秀才到举人甚至到进士的功名，几乎是提高社会地位最直接、最简单、最唯一的方式。天下读书人挤破了头，不过就是为了争取金榜题名。只是上什么学校、由什么老师教，多半一出生就已经决定了。本地的教育质量和教育资源如何，关键看本地在中国的什么位置：在江浙一带自然大占便宜，在贵州甘肃也只能自求多福。
所以明朝大家对于教育普遍不焦虑，是因为没得选：能上学就已经算不错了。能考中算是自己祖宗积德祖坟冒烟，没听说过什么弟子年年得中的科举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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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不焦虑因为没得选，医疗和教育差不多，也是基本没得选。
明朝时，类似现代意义上的医疗机构只有皇宫里有，就是太医院。 太医院实际上是全国最高医药管理机构，不但负责皇族的医疗保健，还任免全国府、州、县的医官，还培训各地选拔上来的候选御医们。
如今有惠民药房，明朝时也有惠民药局。惠民药局是专为贫病者设立的官办医疗机构，在瘟疫来临时还负责提供药物。虽然设计初衷是让地方百姓在此求医问药，但许多地方的惠民药局基本上有名无实，没有达到当初的设计效果。普通百姓患病了，第一选择还是去找本地坐诊的医生。除此之外，行走江湖的游医郎中也是一种选择。但这种游医居无定所，出了医疗事故很容易找不到人。
明朝的医生既有世代相传的医户，也有屡试不中的读书人。“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不能治世就来治人，一直都是读书人的座右铭之一。例如明朝最著名的医生李时珍，就是因为考取功名不中，半路改行随父学医的。
要是一个人生了病，找医生当然是要找的。至于能不能治好，不仅取决于医生的医术，也取决于患者的性别。医生的医术，大多靠口碑、资历和价格来判断。而患者的性别，是因为同样的病男性可能治好，而女性可能不治。
在男尊女卑和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教限制下，从医的女性少之又少，即便偶有家传的女医生，也被称为三姑六婆中的“药婆”，跟买安胎药和堕胎药的江湖骗子往往混为一谈。女医生数量堪比恐龙，并不代表着女性患者就会减少，但相比男性，女性患者的待遇惨多了。
《西游记》里孙悟空给朱紫国国王的“悬丝诊脉”，并非完全是出于吴承恩的杜撰，而是来源于道士通过丝线为永乐帝妃嫔治疗乳房疾病的传说。朱元璋一开始就规定了，皇帝的女人生病，医生只能根据病情描述开药方：“宫嫔以下有疾，医者不得入宫。”所以皇帝后宫要想勾心斗角，首先要保证自己有一个好身体。
皇宫如此，地方上的大家大户也同样重规矩。望闻问切的方式，适用于男性而不怎么适用于女性。医生给女病人看病，首先问病人家属病情，病情轻要隔门、病情重也要隔着床帐。迫不得已一定要诊脉，也要用薄纱先把手罩起来——不罩告你性侵。
总之一句话，病看不看得好先不论，反正男女有别的规矩万万不能乱。在这样的情况下，女性要是生病，多数时候只能拼运气和抵抗力。在生孩子都有生命危险的时代，不治身亡是人人都可以容忍的事。有钱人尽管可以找好几个医生，但谁也不能保证一定能治好。
所以明朝时，对于房价、教育和医疗的不焦虑，并不是因为大家真的不把居住条件或是身体健康当回事，而是在许多情况下，根本就没得选——没得选有什么焦虑可言呢？当你吃树皮的时候，房价再便宜再贵都不会忧愁；当你上不起学的时候，附近的私塾老师是硕儒还是三脚猫都没有区别；当你没法去皇宫里找太医看病的时候，治不治得好还不是只能听天由命。
所以一代有一代的焦虑。当下焦虑的东西在明朝时不存在，可能只是因为根本没得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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