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薛松与克林顿总统在办公室商讨演讲稿。薛松供图
杰夫·薛松1991年毕业于布朗大学，1993年于牛津大学历史系获得硕士学位。1997年，克林顿总统因读到其著作《彼此蔑视》（讲述林登·约翰逊总统与肯尼迪总统胞弟的恩怨）而邀请薛松加入白宫写作团队，之后薛松成为白宫副首席演讲撰稿人。三年间，薛松领导了1999年和2000年美国国情咨文以及总统谢幕演说的写作。目前，薛松是华盛顿顶级写作公司“白宫西厢写手”的创始合伙人。
1999年1月19日，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发表国情咨文。
原标题：专访美国情咨文撰写者
1月20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会发表任内第六份国情咨文，阐述美国内政外交状况，备受关注。国情咨文可谓是美国总统除就职演讲外最重要的演讲，虽然都是有关内政外交，但与政府工作报告不同，它是一份极具总统个人色彩的演讲。
这样一份重中之重的演讲浓缩了白宫写作班底全部智慧，曾任克林顿总统白宫副首席演讲撰稿人的杰夫·薛松负责领导过两份国情咨文的写作。近日，薛松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揭秘如何为总统写作国情咨文。
1 入职白宫
有工作经验，通过写作测试
新京报：1997年，克林顿总统邀请你加入白宫写作团队，是什么样的特质让你获此殊荣？
薛松：很多白宫写手都没受过专门训练，但要得到这份工作，确实需要有相关经验。对于我来说，他们看重我有写作历史和政治方面文章的经验，即便没有写演讲稿的经验。他们还对我进行写作测试，这是招募白宫写手的基本环节，题目是假设总统要发表一篇关于教育问题的演讲，要求就此写一篇演讲稿，我想我最终通过测试。
新京报：你不但通过测试加入白宫写作团队，之后还升任该团队副首席演讲撰稿人，领导了1999年和2000年国情咨文写作，写作国情咨文和一般演讲稿有怎样的不同？
薛松：国情咨文演讲比其他演讲要长，要经历很长流程，这不仅是写一个长演讲稿，更是一个协调的过程，要与总统一年工作议程以及年度预算相协调。另外，很多政府部门人员都要投入到国情咨文起草工作中。不仅如此，不像一般的总统演讲稿由一个人写，国情咨文则是团队合作，我们通常会将稿件分成好几部分，例如教育、外交、开头、结尾等等，分配给团队成员。
2 写作过程
总统全程参与 要写25至30遍
新京报：正如你所说，国情咨文非同一般演讲，是一项庞大的工作，从初稿到终稿一般需要经历怎样的过程，要多长时间？要反复写多少遍？
薛松：我和奥巴马的国情咨文写作团队进行交流过，国情咨文写作一般从11月底感恩节时开始，流程大同小异，克林顿政府和奥巴马政府差不多，初稿一般在新年时出炉，总统会在假期时审阅，一月份时会不断重写以完善演讲稿。而且，在发表国情咨文前一周，还要彩排。这个过程一般要两个月，从初稿到终稿经常要重写25到30遍，其间还有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改动。另外，白宫不是一个适合静心写作的地方，因为每天有很多会议，有很多人，你很难找到安静的时间去专注写作。
新京报：国情咨文包含美国一年内政外交，总统在这个过程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薛松：克林顿几乎全程参与国情咨文起草工作，奥巴马也差不多。写作初稿前，我们会与总统开会商讨确定主题，讨论很长，通常要两三次。之后我们写出大纲，再与总统讨论，接下来重复这个过程，总统会亲自在稿子上做批注，标出需要改动的地方，有时他会说，“让我们讨论一下”，我们便会开会讨论为什么需要改。
3 沟通方式
用外交迂回方式向总统提意见
新京报：你如何处理与总统的不同意见？总统会接受你的意见吗？
薛松：你要意识到这是总统的国情咨文，是他的演讲稿，你是去帮他的。同时，写作团队也被要求提供建设性观点，但不能用不合适的方式反驳总统。如果你的意见与总统相左，你要用外交迂回方式向他提意见，如“总统，我们很高兴并一定会按照你说的去做，但可否有一点改变”，如果你这么说，总统就会乐于接受，他通常的回应是“很好，我也喜欢你的建议”，他经常接受我们的意见。总之，国情咨文是总统和写作团队的协作，但并不是平等的协作，因为你是为他写作，总统有决定权。
新京报：和总统一起起草国情咨文过程中，最令人兴奋的是什么？
薛松：你会有很多发挥空间，可以把有创意的点子都用上，有时我们的文字也会激发总统想出新观点，总统也会要求我们在稿件中加入有创意的东西，这是一个互动、合作以及有创意性的过程，很有趣。虽然是总统做决定，但写作团队的角色绝不是一般秘书，不是被动接受命令。如果是那样还不如总统直接给指示，然后让人照本宣科打字出来。
4 内容选取
内阁成员会打电话要求加内容
新京报：除了总统，谁还能影响国情咨文中的内容？
薛松：所有内阁成员都会参加国情咨文起草工作，他们都希望总统能够在演讲中提及本部门的重要工作计划，因此内阁成员会常给写作团队打电话，说“请把这个或那个”加入演讲稿，但有些能加有些不能加，写作团队会辅助总统做出内容取舍上的判断。
新京报：你是否会避免用敏感词汇去描述一些敏感话题？例如，小布什总统曾在国情咨文中称伊朗、朝鲜、伊拉克是“邪恶轴心”。
薛松：当写到涉及外交事务部分，要格外小心用词。2002年国情咨文中有关“邪恶轴心”的说法，不仅激起那三个国家的愤怒，也在世界其他地方引发不满。很难相信他们会认为使用这样的词汇不会引发争议，这样的用词有些不当，作为白宫写手，你的工作是避免造成这样的麻烦。
新京报：今年国情咨文中多处提到中国，通常如何写作涉及中国的问题？
薛松：不仅是在国情咨文中，在其他演讲稿中若涉及中国问题或其他重要国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家安全委员会都会对这一部分仔细审阅。有时，国务院也会审阅，确保内容与美国外交政策一致，避免你选择的词汇改变了外交政策。虽然我也学习了很多有关中国的知识，但我会向中国问题专家咨询用语是否恰当，特别是被翻译成中文后的意思，确保不出错。
新京报：在国情咨文写作中遇到的最大难点是什么？
薛松：首先，国情咨文要包含的议题太多了，每个人都想加入自己的内容。如果你对一个阁员说可以，你很难对另外一个说不；如果你拒绝了一个阁员，他可能会很不高兴，会找总统说理。因此，要与各方协商理清所要包含的内容。其次，国情咨文包罗万象，并不是单一话题，如何将这些内容有逻辑地组合在一起是难点。
新京报：有媒体将白宫写作团队称为幕后英雄，你作为幕后英雄之一有何感受？
薛松：我不认为白宫写作团队成员会认为自己是某种英雄，你总要意识到，你不是明星，你不是注意力焦点，但你有机会辅助美国总统，并使其更有效开展工作，这是一个幸运的经历，要时刻保持谦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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