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件一经爆发就会给世界造成深深的裂痕。犹太人在西方民主社会中的身份政治在十月七号这一天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这可能听起来有点耸人听闻。可惜不是。犹太人脚下的土地已然开始颤动。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有许多包括我在内的自由派犹太人加入到了关于巴勒斯坦的议题中，首要的关切是巴勒斯坦人面对以色列政府时所遭遇的诸多困境。比如，以色列政府和弥赛亚犹太人侵占属于巴勒斯坦的土地、资源和权利，在以色列社会里阿拉伯人相较于犹太人而言的二等公民待遇，以及海外右翼犹太人盲目推崇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危险政策。
在10月7日，哈马斯，一个声称能代表巴勒斯坦人民，但同时也被美国和欧盟视作恐怖组织的团体，犯下了战争罪和无可辩驳的湮灭人性的罪行。哪怕以危害人类罪的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标准来看，哈马斯进行的屠杀也格外的残酷。然而这些暴行尤为特殊在哈马斯以这些暴行为荣，他们记录并传播斩首和亵渎尸体的行为，然后轻描淡写的承担了如此沉重的责任。
我曾认为反人类罪是最不可能拥有对其进行道德支持的共同体的。因为残酷中自带的恐惧，客观来说，该令人类惊吓到无法调用我们精巧的分析能力。我也曾经认为最有可能为暴行而愤懑不平的政治阵营是我的左派。现在不再是了。
两个世纪以来持之以恒地捍卫着平等、自由、尊严的许多国际左翼人士们，要么把这场屠杀视作反殖民起义来庆祝，要么用令人尴尬的智识上的逻辑游戏来消解屠杀所揭示的诸多问题。左派嘲笑、抛弃、忽视了世界各地处境岌岌可危的犹太人，并给他们印上该隐的印记。
（译注："该隐的记号"是一种隐喻，指的是一种社会上对待特定群体的负面标记或污名。该隐的记号源自《圣经》中的故事，上帝在该隐额上刻下标记，用以表示其罪孽并提醒其他人需要谨慎地对待他。）
法国的新反资本主义党和后殖民运动团体“共和国原住民”把大屠杀视作哈马斯战士的英勇抵抗加以庆祝。美国的33 个哈佛学生团体对大屠杀的支持则更具知识分子色彩。他们将 1400 名以色列人被哈马斯屠杀的责任归咎于以色列自身。哈佛大学巴勒斯坦团结委员会发表的最初声明（此声明得到许多其他非巴勒斯坦团体的响应）非常富有教益。
这份声明指出：“今天的事件并非凭空发生的……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加沙的数百万人被迫生活在露天监狱里。以色列官员承诺要‘打开地狱之门’，但加沙的大屠杀已经开始了。……只有这个实施种族隔离政策的以色列政权该对眼前的所有暴力负责。”
亲巴勒斯坦的示威者于密歇根州安娜堡的密歇根大学校长住宅外举行抗议活动。图片来源：雅各布·哈密尔顿/安娜堡新闻，经美联社（AP）。
肇事者在面对屠杀犹太人的指控时被左派迅速宣布无罪。由于受害的犹太人跟以色列政权有所关联，所以有些左派认为这些犹太人应当为自己的死亡负责。世界范围内的大学、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鹦鹉学舌般复述着相同的立场，将以色列视作罪魁祸首。
10月19日的时候，《艺术家群体致文化组织的公开信》在《艺术论坛（Artforum）》上发表，有数千人签署，甚至包括像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这样的“知识分子”。这封信公开谴责了西方政府，称西方政府是这场战争罪的共谋并且严重侵犯人权。 你可能以为他们也会为了那些被残酷杀害的以色列公民而愤怒。可惜这份同理心只为那些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反击行动中的受害者而生。这份声明反复的提到巴勒斯坦人经历的事情是种族灭绝，但却没有充分关注到除此之外的人有没有经历种族灭绝。
以色列公民丧失的生命对他们来说不值一提。毕竟以色列的“压迫和占领”才是这场悲剧的根本原因，以色列自己招致了这场种族灭绝式的暴行。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也加入了进来，他巧合般使用了与哈佛大学巴勒斯坦团结委员会相同的措辞，称这场导致1,400人死亡的大屠杀“并非凭空发生的”。
在法兰克福书展的开幕演讲中，齐泽克为这主旋律创作了一段最终变奏。他先是敷衍的承认了哈马斯犯下的是大屠杀（谢谢你哟，齐泽克！）。然后就像其他所有人一样，继续提到了必须要了解这场屠杀的根本原因。尽管齐泽克并未明确指责以色列对大屠杀负有责任，但是他还是讲出了基于主旋律的变奏：“重要的是这件事发生的背景，笨蛋！”。哈马斯和内塔尼亚胡都声称自己对巴勒斯坦（或）以色列的土地拥有独占权利，齐泽克因此认为哈马斯和内塔尼亚胡罪行相当并把两者相提并论。如齐泽克所言，他希望通过在两者之间做比较来增进我们对这一系列暴行的理解。
齐泽克错用了“比较”这个词。这个词暗示着他认为哈马斯和内塔尼亚胡之间存在着可比之处。可他实际上做的是“类比/比喻”，这是一种跟”比较“截然不同的分析策略（如果这甚至称得上是分析的话）。
示威者在伦敦声援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抗议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组织哈马斯之间持续的冲突，照片拍摄于2023年10月28日。图片来源：路透社/Susannah Ireland
对他来说，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历史是两条互为因果的平行线。在西方左翼对10月7日事件的回应中，他们将事件删繁就简到了令人作呕的地步——以色列人该对这场悲剧负责。这种简化以各种陈词滥调的方式被呈现了出来，比如“事出有因”，“一个巴掌拍不响”和“天下乌鸦一般黑”。
从对犹太人被屠杀的公然欢欣（把这场屠杀视作英勇抵抗）到知识分子的小骂大帮忙（“屠杀是应该被谴责但也是可以理解的”），左翼对笼罩着犹太世界的恐慌、恐惧和震惊表现得异常冷漠。
犹太人经历了自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前所未有的反犹太主义，但我不想在这里谈论犹太人所承受的无法挽回的伤害。我更愿意解释为什么我会觉得知识分子对这件事情做出的回应缺失了基本的道德和学理，以及为什么这些回应损害了左翼，更具体地说，为什么损害了反对占领巴勒斯坦的斗争。
像齐泽克这样聪明的知识分子在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进行精妙的类比并把两者画上等号。然而，普通人则通常对这种简化感到难以接受。他们坚持认为自己的经历是具体而独特的。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都觉得他们的苦难难以相提并论，也就是说，无法被“减少至”与对方的痛苦相当。
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建国日的大灾难（the Nakba）记忆犹新。大灾难导致数十万人被强迫流离失所，土地被征用，难民营中数十年的苦难，对加沙的定期轰炸，平民生命的丧失，以及加沙地区的油煎火燎，窒碍难行。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无法对犹太人在二战那场大屠杀中所受的苦难产生共鸣。
另一方面，纳粹大屠杀的记忆时至今日也还铭刻在犹太人的灵魂深处，这使得他们对被迫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的处境缺少察觉，也使得他们对于10月7日的暴行格外敏感：焚尸的恶臭、对儿童和老年人的肆意杀戮，以及街道上散布的尸体。每个群体的具体记忆都让他们无法接受把另一个族群的苦难与自己的相提并论。
我们应该拒绝在智识层面进行比较的第二个原因是，“天下乌鸦一般黑”的思维方式是非常懒惰的。道德直觉、海洋法系和国际法都明确了不同杀戮方式的区别。
“附带伤害”（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冷漠表达）在道德和法律上都与军事人员斩首儿童是有所区别，因为这两种行为有着不同的故意程度和直接责任程度。否认两者之间的区别无异于否定我们整个法律系统的基石。
同样，"恶性犯罪" 在犯罪范畴指的是因为性质上过于邪恶而被人类社会认定为异端的犯罪。统计死者数量是远远不足以确切衡量一次杀人行为在道德上有多么令人憎恶的，因为罪犯在其意图、责任和恶性程度上并不相等。
“一个巴掌拍不响”这种说法在本质上是错误的第三个原因在于，它将众多事件都简化为一个单一的叙事框架——殖民主义。如果企图通过一个情节来解读所有角色的行为，就会机械地抹除每一场恐怖事件之间的差异。
然而，也有几个彼此之间联系微弱的叙事会被交织在一起解读。比如，“犹太人从上世纪至今一直在试图对巴勒斯坦本土的阿拉伯人进行丑陋的殖民”就和“作为穆斯林兄弟会分支的哈马斯展露了种族灭绝的企图；发展出了极端的反犹主义，并且残酷统治自己的巴勒斯坦人民”交织在一起。
正是这些互相对立的叙事，比起单一的叙事或者互相映衬的叙事，更容易让人轻易地讲出：“我对10.7日的大屠杀深感厌恶，并且我希望巴勒斯坦人能拥有自己的国家”。这种“事出有因”式的思考是懒惰的，因为它没有意识到两个叙事可能会相互脱节，也就是说，两个叙事并不对彼此具有解释力。
齐泽克（和很多其他知识分子）的智识游戏破绽百出的最后一个原因是：如果我们将“事出有因”作为一个工具去解析整个事件，那么“因”应该追溯到什么程度呢？
例如，我们是否应该将犯下了众多谋杀的反犹主义视作背景，毕竟这导致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起，从而使其与一切形式的定居者殖民主义截然不同？我们是否应该在我们考虑背景的过程中考虑进耶路撒冷大法官（Amin Al-Husseini）支持纳粹及其最终解决方案的事实，毕竟这导致了阿拉伯人在二战后重新绘制地图时失去巴勒斯坦？
（译注：定居者殖民主义是一种殖民主义形式，其中外国定居者迁移并在土著人民已经居住的土地上永久定居。定居者殖民主义导致现有人民和文化的流离失所或萎缩。）
我并不支持这个立场，而这正是我想表达的重点：我之所以不这么想，正是因为我拒绝为巴勒斯坦人失去土地的痛苦做出“事出有因”的解释。为了真正重视和理解他们的悲剧，为了对他们的损失表达充分尊重，我需要搁置背景。我请求你也为我做同样的事情。
很多以色列内外的阿拉伯人都对以色列人的遭遇感到了深切的同情和关心，而这种共情能力正是带有教条式思维的左派人士所奇缺的。正是这些拥有真诚的关切的人一直与我们站在一起。他们正是那种我们必须合作的人：一起投身建立一个具有人文关怀的党派，决心带来正义和和平。从此刻开始，全球左派已经让自己在这条道路上变得无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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