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荐语：为什么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党之间越来越相看两厌？情感极化是当前西方政治情境中日益凸显且备受关注的现象。但学者研究主要集中于个别国家内部，或是在两党制背景下进行探讨，有关多党制和更大范围的优质比较研究仍较有限。本文通过将多党制下的政党进行配对比较，巧妙地将两党制的方法和知识积累引入到多党制研究中。并且，本文从实证角度着重考察了政策和制度基础，为情感极化研究贡献了极为有益的理论证据。
如何理解政党间的情感极化？
摘要：
本文通过引入一种分析对立政党之间情感极化的方法，在美国的两党制和其他民主国家的多党制研究之间架起桥梁。本文分析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20个西方民主国家的调查数据，发现政党成员对外部政党的反感与精英阶层在经济议题上的政策分歧有关，且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与文化议题有关。作者主张并在实证维度上证明：议会民主制国家的执政联盟伙伴对彼此的感情态度，比基于精英政策分歧所预估的更加积极；激进右翼政党所面临的外部反感，也比预期的还要强烈。以上研究发现强调了情感极化的政策和制度基础。
作者简介：
Noam Gidron 希伯来大学政治科学系
James Adams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政治科学系
Will Horne 佐治亚州立大学政治科学系
文献来源：
Gidron, N., Adams, J., & Horne, W. (2023). Who dislikes whom? Affective polarization between pairs of parties in western democracies.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3(3), 997-1015.
本文作者（从左至右）：
Noam Gidron、James Adams和Will Horne
引言
情感极化的相关研究一直主要聚焦于美国。不过近年来，分析情感极化跨国差异的比较研究已不断涌现。但在美国以外的多党制背景下，这种国家层面的关注可能会掩盖政党之间的有趣变化。例如，在情感极化总体水平较低的国家，某些政党仍可能受到一些选民的强烈厌恶。
本文主要探讨了两个问题：“哪些政党厌恶哪些对立政党？”以及“什么原因导致了两党之间情感评价的差异？”作者根据选举制度比较研究（CSES）的调查数据，从政党双方（party-dyad）和个体两个层面分析了政党对之间（between pairs of parties）的情感极化。这有助于弥合情感极化的美国研究与比较研究之间的差距，并将美国两党情感极化与其他西方政治体制中多党对（multiple party pairs）情感极化的预测变量进行比较。
与诸多情感极化研究关注个体心理机制不同，本文强调了党外厌恶的政策和制度基础。在政策方面，作者发现西方政治中文化议题的兴起不仅对政党策略和投票选择有影响，还对党际间的敌意有影响。在制度方面，作者证实与多数决民主相比，比例选举制产生了“更友好、更温和”的政治，因为它鼓励组建联合政府，促使政府成员之间产生积极的情感评价。不过与此同时，比例选举制也可能会促进极不受欢迎的激进右翼政党崛起，从而加剧情感极化。
研究方法
尽管学者们日益将情感极化概念应用于各种政治情境中，但对其在多党制中的测量却尚未达成共识。标准方法是将政党成员对体制中所有政党的情感评价按政党得票率加权后取平均值。
这有助于从国家层面把握情感极化的影响因素，但在实际研究中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一方面，作者只有大约二十个西方国家的数据，而这些国家在可能影响情感极化的数十个方面都存在差异。因此分析各国情感极化的预测变量时，学者们很快就会耗尽自由度。另一方面，以平均值为参照的情况下，较低的总得分可能会掩盖对特定政党的强烈反感。
研究者仍有一条可取的进路，因为与情感极化相关的一些变量不仅在不同国家之间存在差异，而且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政党之间也存在差异。实行联合政府的议会民主制政体的特点是执政党成对、反对党成对以及由一个执政党和一个反对党组成的政党对。还可以比较不同类型政党之间的情感关系，如主流政党与激进的右翼和左翼政党。这种配对组合的方法通过增加自变量的变化和可分析案例的数量来加强杠杆效应。政党配对法（party-pairs approach）也为分析美国两党制（一个政党对）和多党制（多个政党对）中的情感极化架起了桥梁。
研究假设
精英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会加剧大众情感极化。情感极化至少部分源于政策分歧。然而，即使政党在政策议题上意见一致，它们仍然可能不喜欢和不信任对方，这与宗教、种族和政党认同等驱动因素有关。
故作者提出左-右意识形态假设（H1）：两党之间的精英意识形态差距越大，预示着两党支持者之间的情感极化越严重。
在西方民主国家，有关民族身份和价值观议题的政治争论往往会引发强烈的负面情绪。人们对福利的态度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议题，而是与种族、多元文化主义紧密交织。
文化与经济假设（H2a）：精英在文化议题而非经济议题上的极化，预示着政党成员对外部政党的情感极化。
从“谁得到什么？”（经济）政治到“我们是谁？”（文化）政治，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政党越来越强调文化议题。
文化影响强化假设（H2b）：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对于精英之间经济争端的影响，文化争端对情感极化的影响越来越大。
在多党制中，常见的联合政府也是值得重视的因素。
共同执政假设（H3a）：在控制客观政策差异的前提下，执政党的成员会对其联盟伙伴表现出更积极的情感倾向。共同反对假设（H3b）：在控制政策差异的前提下，反对党的支持者会对其他反对党表达较积极的情感评价。
作者还特别考虑了激进右翼政党的影响作用，提出如下假设。
激进右翼者厌恶其他政党假设（H4a）：激进右翼政党的支持者对其他政党的厌恶程度，高于精英政策距离和联盟安排所指向的程度。
激进右翼政党也会引发主流政党的对等敌意。当这种敌意不仅源于政策分歧，也出于激进右翼政党对主流选民的社会规范和体面观念所构成的威胁时，实际对激进右翼政党的敌意应该超过根据主流政党的政策立场所能解释的程度。
激进右翼者受排斥假设（H4b）：激进右翼政党受到其他政党成员的排斥程度，高于精英政策距离和联盟安排所指向的程度。
数据和测量
作者通过CSES分析了1996年至2017年间20个政体和81次选举的调查数据，研究范围涉及506对政党。CSES包含一个0-10分的情感温度计（feeling thermometer），要求受访者对本国政党进行评分，这是情感极化研究中最常见的衡量对外部政党厌恶程度的指标。作者对其进行了重新编码，数值越高，表示对外部政党的评价越负面。
初始模式
图1
图1显示了政党成员对外部政党的情感温度计平均分，强调了意识形态、激进右翼例外论和情感极化之间的联系。一方面，图中内容支持了H1，即一对政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差距越大，这些政党的支持者之间的情感极化程度就越高。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了激进右翼例外论的证据：主流右翼保守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的成员对激进右翼政党表达的敌意平均高于对主流左翼政党表达的敌意。相比之下，绿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者对激进左翼政党没有表达出类似的敌意，这与H4b相一致。
多元分析
因变量：Party i's supporters' evaluations of out-party j (t)，即i党支持者在t时进行的选举调查中为j党打出的情感温度计平均分。
自变量：
为验证H1，设立变量Elite Right–Left polarization i,j (t) ，表示t时选举中i党和j党之间的左-右意识形态距离。
为验证H2a设立变量Elite economic polarization i,j (t)，表示精英阶层在福利国家政策和经济监管等经济议题上的距离。为H2b设立变量Elite cultural polarization i,j (t) ，表示精英阶层在民族认同和传统道德等文化议题上的距离。
为验证H3a设立变量i, j are coalition partners (t),如果i党和j党在选举时是联盟伙伴，该变量则等于1。为H3b设立虚拟变量i, j are opposition partners (t)。
为验证H4a设立虚拟变量In-party i is radical right，如果评价j党的i党是激进右翼政党，则该变量等于1。为H4b设立虚拟变量Out-party j is radical right，如果i党成员评价的j党是激进右翼政党，则该变量等于1。
表1
假设检验
作者估计了同时控制这些因素的两个多元模型的参数。首先估算的是一个包含精英左右意识形态差异、权力分享安排和激进右翼例外论的左-右全模型（Left-Right full model）：
接着，作者用精英经济和文化极化变量代替精英左右意识形态变量，对模型进行估算：
作者把聚类稳健标准误聚类到选举层面，通过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对模型进行估算。作者将意识形态变量和议题距离变量标准化，使系数估计值表示与自变量值的一个标准差变化相关的因变量值变化。本文的模型加入了国家和年份固定效应，以捕捉与特定国家和时期相关的未测量因素，如国家经济状况、政治丑闻等。因此，本文的参数估计反映了国内和年份内党派对不同外部政党的评级差异。
研究结果
表2
表2中的参数估计支持了本文的假设，即党外厌恶（out-party dislike）与精英意识形态和议题差异、联盟安排以及激进右翼例外论有关。通过观察左-右模型的列1可以发现，估计值支持了左-右意识形态假设（H1）。列2则反映了政党成员对外部政党的厌恶，与精英阶层在文化议题上的极化有关，而与经济议题上的极化无关（H2a）。且研究结果与文化影响强化假设（H2b）相一致，精英文化极化和情感评价之间的联系在研究时段内有所增加。
由列1可见，参数估计结果也支持了共同执政假说（H3a）和共同反对假设（H3b）。相比之下，共同反对关系弱于共同执政的关系，因为共同执政的规范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共同执政党公开攻击对方的可能性，而共同反对党之间则没有这种规范。不过，本研究也支持了这样一种传统观点：反对党精英通常会将攻击矛头指向政府，而非其他反对党。
最后，我们发现了右翼例外论的证据。变量Out-party j is radical right系数为正，支持了激进右翼者受排斥假设（H4b），即激进右翼政党比精英政策距离和联盟安排所表明的更受排斥。通过列2可知，i党成员对激进右翼政党j的厌恶，要比它不是激进右翼政党时增加1.47个情感温度计单位。这种“情感惩罚”（affective penalty）是巨大的：它几乎相当于党外厌恶变量一个标准差的变化。
应当指出的是，该结果是在控制了精英阶层的文化议题分歧后得出的，而文化议题恰恰定义着激进右翼政党的核心身份。这意味着，虽然激进右翼政党可能因其在文化议题上的立场而备受鄙视，但遭受鄙视的原因也超出了这些文化争论的范围。
分析数据也支持了激进右翼者厌恶其他政党假设（H4a）。激进右翼支持者对其他党派的惩罚为0.3到0.5个情感温度计单位，超出了作者基于政策差异和联盟安排的预估程度。这表明激进右翼者不成比例地厌恶其他政党，但没有将来自其他政党的强烈敌意完全表达回去。
图2
图2中的面板A和面板B基于对左-右意识形态模型的估计（见表2中的列1），表明了自变量与党外厌恶之间的关系。
面板A：当两党都不是激进右翼政党时，党外厌恶（纵轴）与党派精英意识形态极化（横轴）的函数关系。与H1一致，党外厌恶随着左右两派精英之间距离的增加而增加。与H3a一致，当两个政党共同执政时，政党会比一方执政而另一方为反对党时更积极。因此，这种共同执政的“情感红利”（affective bonus）可以抵消实质上的精英意识形态差异。
面板B：当i党不是激进右翼政党且两党都是反对党时，精英意识形态极化、激进右翼例外论和党外反感之间的关系。图中显示了两种情况下，随着精英意识形态变化，预测的党外厌恶程度：外部政党j是激进右翼（红线）；外部政党j不是激进右翼（蓝线）。这也映证了激进右翼政党所经受的巨大情感惩罚。
表3
表3的发现支持了文化强化假设（H2b）。为了验证H2b，作者将数据分成1996-2006年和2007-2017年两个时间段。
在没有控制变量的情况下（模型1-2），1996-2006年期间精英经济极化和文化极化对党外厌恶的影响几乎相同；然而，2007-2017年期间，精英文化极化对党外厌恶的估计影响是经济极化的两倍多，且该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
在控制变量的情况下（模型3-4），仍然看到文化极化而非经济极化的相对预测强度有所增加，但系数差异的时间变化在统计上不再显著。激进右翼政党家族普遍在文化维度上持极端立场，通过控制一个政党是否属于激进右翼政党家族的成员，可以捕捉到大部分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化，也揭示了文化维度日益重要的一个主要驱动因素是激进右翼政党的崛起。
讨论与结论
与标准的、政党制度层面的情感极化研究相比，本文所持的政党对（party-pairs）视角有两点优势：一方面，它贯通了美国两党制和其他西方民主国家多党制的分析；另一方面，它大大增加了可分析案例的数量，从而增强了杠杆效应。
本文的研究意义还在于关注了权力安排与极化之间的关系。Lijphart曾提出一个很有影响力的论点，即与多数民主制相比，联合政府的比例投票制能促进“更友好、更温和”的政治。以往的研究确实表明，在多党制中，群众层面的情感极化往往不那么强烈。本文发现，执政党的支持者会给予联盟伙伴大量的情感红利，这揭示了Lijphart观点背后的一个机制：共同执政可以化解党派间的敌意。
总体而言，情感极化的比较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作者给出了数个有待深化研究的方向。一是虽然本文已经获取了实证层面的理论证据，但还没有分析出关系背后的因果机制，未来的工作应转向面板数据。二是本文对CSES所含时间段（1996年至今）内情感极化的研究可以延伸到20世纪80年代，至少在那些较早具有适当选举调研的国家展开。可见，要充分探明西方大众情感极化的驱动因素，研究者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编译 | Lingyun
审核 | 魏依岚
终审 | 何升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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