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南风窗记者 庞海尘
在这里，每三小时，就有一人因为服药过量死亡。
同样在这里，第一台“自动贩毒机”被投放至毒品泛滥的街区，为吸毒者提供免费的吸毒用具和测试毒量的试纸。
这里，是纽约。
自动贩毒机被投放到街区
当地时间6月5日，这一特殊的自动售货机正式在纽约市布鲁克林街区向公众开放，这是纽约今年投入使用的第一台机器，按计划，之后还将投入三台机器。
在这个因为毒品问题饱受折磨的自由之城，正实践着常人无法理解的“实验”。
然而，纽约并非在毒品问题上进行大胆尝试的唯一城市。在很多地区，类似的举措已被推进已久。
抢购一空
没出意外，自动贩毒机，确实相当受欢迎。
当地时间6月5日，“贩毒机”推出的当天中午1点前，各式吸毒用具就被抢购一空了。当地官员表示，他们每天不得不补货两次以上。
贩毒机被投放在纽约布鲁克林以北的布朗斯维尔，是纽约最危险的街区之一，也是拉丁裔美国人在布鲁克林最重要的据点。
贩毒机外观与普通售货机区别不大，内里填满了蓝色的大盒子，有可卡因烟斗、纳洛酮（吸毒过量时可用于解毒）、芬太尼试纸（可快速检测毒品含量），以及卫生用品等物品。可为吸毒者提供全天候服务，吸毒者只需输入邮政编码，便可免费领取。
贩毒机内填满了蓝色的大盒子
在《纽约邮报》的报道中，吸毒者伊芙琳·威廉姆斯说：“我们这里有很多瘾君子和海洛因使用者，他们应该马上补货！”
一位56岁的自称吸食可卡因的女士则向记者抱怨，自动售货机提供的免费烟斗有点太细了。
目前，自动售货机内还未储备注射器，但有报道称，未来很有可能会“上新”。在卫生部门看来，这将使注射海洛因等致命药物变得“更安全”。
贩毒机是纽约市卫生和精神卫生部推出的。
相比于吸睛的“自动贩毒机”这个名字，它有更为正式的称谓——“公共卫生自动售货机”，更能准确地体现这一大胆举措的用意。在卫生部的规划中，这一自动售货机，应该被视为与市民健康紧密相连的公共事业投入。
毒品日益泛滥的背景下，这被认为是一种“创新式策略”，以减少成瘾者的羞耻感，并帮助那些可能尚未获得相关服务的纽约人。
但这种创新，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很多人担忧，这是否会引发吸毒者的新一轮狂欢。
一名吸毒者在“自动贩毒机”前接受采访
光天化日之下，政府公然免费投放吸毒用具，多少有点匪夷所思了。前纽约警察局局长比尔·布拉顿（Bill Bratton）就直言，“现在的政策不是让人们尽可能远离毒品，而是用贩卖机鼓励他们继续吸毒。”
市议员共和党人乔安·阿里奥拉（Joann Ariola）则对《华盛顿邮报》表示，“我们的城市不应该将毒瘾商品化，任何支持这些自动售货机的人，都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
在她看来，卫生部花在这些售货机上的钱，应该用于康复治疗和社会服务，为吸毒者提供更为实际的帮助。
有这种想法的不只是她。在针对相关报道的网络讨论中，很多美国网友认为这一新举措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政府应该花更多的精力，帮助吸毒者戒毒，而非“帮倒忙”。
只是，毒品问题是个复杂的社会问题，要想彻底根除，在可见的未来可能性极低。与此同时，更加危险的情况却在发生。
纽约市卫生专员阿什温·瓦桑（Ashwin Vasan）在自动售货机的揭幕仪式上表示，纽约的毒品市场，正混入更加危险的，一种名为甲苯噻嗪（Xylazine）的兽医镇静剂。为了牟利，很多经销商可能会在芬太尼中掺入这一物质，这一混合物会使服用者皮肤溃烂，程度较为严重的人还可能面临截肢的风险。
在此种情况下，纽约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才能避免更多的人因毒品丧命。
触目惊心的数字
纽约市因服药过量死亡的人数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据报道，在2021年，纽约市有2668人因服药过量死亡，这一数字在2020年为2103人。在2021年，84%的服药过量死亡涉及阿片类药物。
《名校风暴》剧照
根据纽约市卫生部出具的数据，芬太尼作为一种致命的合成阿片类药物，是导致服药过量死亡的主要原因。
截至2022年上半年，纽约市已共有1370人因服药过量死亡。官方估计，照此趋势，2022年将是有记录以来服药过量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
当我们着眼于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时，我们总会发现它们和阿片类药物有联系。那什么是阿片类药物，它和我们平常所说的毒品有什么关系？
毒品和药品之间可能仅有一步之遥。与研制目的就是为了非法使用的冰毒、摇头丸不同，普通民众熟知的，鸦片、吗啡、海洛因以及人工合成的度冷丁等，均属于阿片类药品。当这些药品未用于医疗目的，而被个人滥用时，与冰毒、摇头丸一样，也会被归为毒品。
芬太尼，一种强效麻醉镇痛药，是近年来席卷美国社区的一种新型毒品。这一合成阿片类药物起效迅速且作用时间极短，静脉注射一分钟即可生效。它的镇痛效果大约是吗啡的100倍，因此更容易上瘾，也更为致命。
根据美国CDC（疾控中心）网站提供的数据，从2013年开始，美国阿片类药物滥用的主角变为以芬太尼为首的人工合成阿片类药物。由于这一药物在美国社会泛滥速度极快且危害性极大，在2017年10月，美国宣布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以应对阿片类药物成瘾危机。
无形的推手
美国药物成瘾问题背后，是盘根交错的社会问题，甚至有可能是残酷的“有意为之”。
危险的开始，可能来自美国医疗界日渐流行的一种观点，即疼痛是一种疾病，处方止痛药则是一种有效且安全的治疗疼痛的方式。将这种想法植入医生脑海中的，是美国庞大的医药产业。他们派出的医药代表鼓励医生开具处方药，甚至是危险剂量的处方药，进而引发了美国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第一次药物滥用危机。
由真实事件改编的美剧《成瘾剂量》（Dopesick），就生动描述了普渡制药公司的高层管理者为了牟利，如何一步步地将美国老工业区的蓝领工人们拉入药物滥用的泥潭，又如何成功地全身而退。
《成瘾剂量》剧照
而在真实的现实生活中，药物滥用问题则来得更加残酷。
视频网站上，有人上传了实拍美国费城肯辛顿大街的视频，成群结队的吸毒者们佝偻着腰，如同行尸走肉一般，走在环境破败不堪，遍布毒品针头与生活垃圾的街头。
他们往往走走停停，甚至会突然做出诡异的动作，无需多言，你便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这样。
然而，费城的肯辛顿在上世纪50年代曾是一个繁荣的工业区，但自60年代起，这里迎来了长达几十年的制造业衰退，很多人因此丧失了赖以生存的稳定收入。这里的社区开始聚集起越来越多无家可归的流浪者，非法处方止痛药也开始出现在街头交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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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辛顿只是一个缩影，从数据来看，美国的药物滥用问题确实不成比例地落在了弱势群体身上。
根据纽约市卫生部2020年出具的数据，纽约白人的服药过量死亡人数较前三年有所下降，但纽约黑人的服药过量死亡率，却较前一年有所上升，而拉丁裔的服药过量则呈现连续五年的上升趋势。
与此同时，很多陷入药物成瘾问题的美国人，都面临着没有医疗保障的困境。
药物成瘾的美国人面临着困境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少数没有实行全民医疗保险的发达国家之一。在美国，大约有8500万美国人没有医疗保险或面临医疗保险不足的问题，四分之一的美国人无法负担医生开出的处方药费用。很多患有慢性疾病的人选择使用处方类止痛药进行自我治疗。当没有专业医师进行指导时，这很容易产生药物成瘾问题。
而当这些人在陷入药物成瘾后，由于无力长期承担高额的阿片类药物支出，转而寻求价格低廉的替代品——这些混有杂质的毒品往往极具危险性。
即便有人选择接受毒品成瘾治疗，康复之路也极为艰难。海洛因成瘾治疗的复吸率是40%—60%。成功戒掉毒瘾不仅需要强大的个人意志，还有赖于亲缘支持及社会层面的系统性支持，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两方面都无从谈起。
《成瘾剂量》剧照
在上文中，我引用的多处新闻，以及我自己，都将这些人称为“drug user”、“drug abuser”，也就是中文的“吸毒者”。英语里还会使用更为直接的表述，比如“Junkie”，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毒虫”。
当我们在使用这些表述时，它们是否进一步地引导你不假思索地看待这群人？
根据世界认可度最高的美国精神疾病诊断标准（第五版），医学人士建议以患有“药物使用障碍”（Substance Use Disorder）这一称谓来指代他们。
针对“成瘾（Addiction）”污名化的讨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表示，成瘾是一种可以治疗的慢性疾病，人们可以康复并继续过上健康的生活，因此需要避免以可耻或负面的方式描绘患有药物使用障碍的人，这可能会阻碍他们寻求治疗。
并不惊世骇俗的实践
纽约这一举措，是否真的有助于降低毒品死亡率，仍有待观察。但在此之前，性质类似的监督注射点（supervised injection sites），早已实践多年。
目前，全世界拥有至少100个监督注射点，它们主要位于欧洲、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通常，人们会携带自己的毒品，使用干净的针头，在一个安全的空间进行吸食。工作人员会随身携带呼吸面罩和纳洛酮，并提供更安全的注射建议，以及有关药物治疗和其他健康服务的信息。
加拿大监督注射点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曾在2018年的一篇报道中，详细介绍了监督注射点运作的情况，提及了两个注射点：澳大利亚悉尼的医学监督注射中心、温哥华的Insite。自2003年开业以来，Insite已监督了360多万次注射，并对6000多次过量注射作出了反应。在那里，还未出现过服药过量死亡的事情。
提供清洁针具和美沙酮的做法，瑞士早已实践多年。有专家指出，在这种措施的帮助下，十年内，瑞士的吸毒感染艾滋病率和过量吸毒死亡率下降了50%以上，与吸毒有关的犯罪现象大幅减少。
自动贩毒机供应的货品
根据NPR报道，有研究人员在对2014年的75项相关研究进行审查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监督注射点实现了更安全的注射条件，降低了过量注射和死亡的风险，并增加了患有药物使用障碍的人获得医疗服务的机会。
但很多学者仍持谨慎态度，现有研究其实还未能有力地证明这样一种论点：即随着时间的推移，监督注射点会在广泛的社会层面发挥作用，使过量注射死亡在总体上呈现减少趋势。
除此之外，围绕监督注射点的最大争议还是伦理道德问题。即便是在欧美国家，很多社区也并不欢迎建立这样的监督注射点。在很多民众，以及官员看来，这将使消费非法药物“娱乐化”。持反对态度的研究者则表示，这违反了天主教社会教学和天主教医疗伦理的核心原则。
正如上文所说，毒品问题有着深刻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烙印。基于部分国家、城市的实践经验是否可以顺利“移植”到新地方，更需要谨慎行事。
监督注射点的人们
同样，这也意味着，需要基于实际情况看待其他社会的药物成瘾问题。
监督注射点、公共卫生自动售货机等类似措施，作为一种解决毒品问题的尝试，到底是创新，还是妥协，短时间内，很难有清晰的答案。
显然，在人类对抗毒品的漫长战役中，目前还没有一锤定音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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