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 唐永胜
受新冠疫情中断两年之后，第19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得以顺利召开，40多个国家的代表围绕亚太安全和防务政策展开交流对话，这将有助于为不确定性增强的地区局势增添必要的确定性。当前世界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安全形势在保持总体稳定的态势下，内部张力持续增加，加上新冠疫情蔓延，安全秩序受到考验和冲击，安全风险上升。美国强化霸权护持，在努力维系原有同盟体系的同时，开始搭建新的安全架构，导致大国竞争继续升温，国际安全合作空间不是增加了，反而进一步收紧。地缘博弈在一些地区引发紧张和冲突，潜藏着失去控制的较大危险，同时也孕育着新的分化组合。国际安全和地区安全治理存在诸多缺失，原有的秩序出现松动和失效，新的规范又难以确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安全对话增进沟通和了解，可以扩大地区安全合作空间。
在对话会期间，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与多国国防部长共同探讨了加强双边和地区安全防务合作的可能性，并取得了积极成果。6月10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会见了魏凤和部长，双方共同表达了加强中新防务关系的愿景。许多参加对话的代表对拓展地区安全合作也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和思考。印度尼西亚国防部长普拉博沃着重强调了解决安全问题亚洲特有的方式，尊重每一个大国尊重每一个国家，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破解安全难题。反观美国，仍然强调构建小圈子，推进所谓的印太战略，其背后的意图实质就在于维护自身的霸权体系，谋求的是自己优先的利益，损害的则却是地区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亚太国家主流声音是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美国则鼓吹大国竞争，制造军事对抗和紧张，强化和拓展军事同盟，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至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开幕会主旨演讲中所强调的“今天的乌克兰，可能明天就是东亚”，可谓是夹带着许多自身打算的“预警”，意在制造话题和紧张以从中渔利。
实际上，国际关系总是需要发展进化，不论亚太地区还是在亚全球范围，越来越多的国家对推进合作强化协调的需求有着普遍日益增长的需求。对话会期间代表们的互动交流中，这也是受到高度重视的议题。当前安全局势发展中不稳定因素不减反增，已经大大加剧了原本就存在的国际安全治理的供求失衡，如联合国的权威受到侵蚀、狭隘的军事同盟关系加剧紧张局势、军备竞赛和军事冲突危险上升等，诸多挑战叠加在一起，都在推高国际安全治理原本就存在的赤字。为此亟需完善和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多边制度体系予以化解。在多元化的世界里，任何国家都不具有足够的资源能够决定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国际关系民主化应该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国际社会需要努力构建开放包容的多元治理模式，以应对日益复杂多样的安全威胁。国际制度建设需要适应新的要求，而要解决国际治理供应不足或存在缺失的问题，国际社会必须凝聚共识并努力找到可行的办法。
世界变局深度展开，原来被美国和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国际秩序越来越难以为国际社会提供足够的公共安全供给和稳定发展的增长空间。过去几个世纪由几个西方国家凑在一起就能决定世界事物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变化的世界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做出积极努力，以更加有效的国际协调与合作应对跨国性和全球性安全风险和挑战，去消解和对冲不确定性可能带来的巨大冲击。联合国和有关区域合作组织仍有发挥作用的巨大空间，但是需要进一步适应新形势并做出必要改革。一些尝试也正在不断取得有益进展，如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安全合作，在中亚地区发挥着更积极的作用。不断增加的对安全合作、安全治理的需求，将促进国际关系创新发展，实现地区的可持续安全。
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是地区安全局势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地区和世界的未来起着某种引导作用。中美关系的未来既取决于美国的战略选择，也更取决于中国的战略选择，而在根本上则蕴含在世界发展潮流之中。战略筹划就是要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在今天国家之间利益关系日益复杂交织的背景下，非合作即对抗的零和博弈已经不合时宜，过于强调本国优先即贻害世界也会伤及自身；竞争不掩合作、合作中充满竞争，这样复合关系将在世界政治中更多表现出来。不管一个国家实力多么强大，也必须在世界变局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中美之间不能一味地强调矛盾和冲突，还必须谋求协调和合作，并以协调合作来约束矛盾冲突。
为更好地实现国家和地区的安全、稳定和繁荣，就要跟上世界发展的步伐，战略思维不能还停留在旧时代，停留在殖民扩张、地缘争夺和零和博弈的传统束缚之中。中国不会走传统的权力对抗的老路，顺应局势变化因势利导才能把握更多主动。因为“当今世界，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老路不仅走不通，而且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所以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多次公开宣示，中国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干涉别国内政，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中国选择和平发展道路本身就是一种战略自觉，也就是把世界的发展当成自己进步的机遇，同时也要把自身发展转变为促进世界进步的动力。由此可以也可以理解，“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外交辞令，不是权宜之计，不是战略模糊，而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是坚定不移的战略选择和郑重承诺。”和平发展道路是尊重世界发展大势的自主选择，并最终体现在国家发展模式和治理机制的创新。中国不仅要在实践方面妥善处理好面临的各种安全挑战，而且要在理论观念方面为世界做出具有引领性的贡献。国际关系是一个共同进化的过程，越是在全球化进程遭遇阻碍和困难的时候，越是要把目光放得更远一些，把暂时的困难当作战略调整的契机，推动中国与世界更为积极的战略互动，中国现在是未来更是维护国际安全、促进世界繁荣的重要的和平进步力量。
国际体系及其秩序变革的未来方向并非十分明朗，围绕国际规则及制度安排的博弈也必然趋于激烈，中国需要有更积极的责任担当。今天的世界秩序转换不可能像以往曾反复发生过的那样，通过战争方式在短时期内急剧完成，而是要经历新旧因素并存，同时旧秩序影响逐步消解、新秩序逐步重构的一个较长过程。各国的地位在变、角色在变、影响也在变，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而有关构建新秩序的主张仍未得到充分确认和适用，新旧秩序交织、多种规则并存、双重标准盛行在未来一定时期仍可能是一种常态。也正是由于如此，一些国家的战略忧虑将趋于增加，这也就是所谓的“动荡时代的战略不安全感”，才有当前大国围绕权利及利益再分配的激烈竞争，甚至在一些国家出现了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思潮和政策的转向。然而这种情况的出现，恰恰说明国际社会需要对现有制度不合理、不充分的内容进行有效的改革。国际秩序的发展变革只有具备更大的包容性和必备的公正性，才能引导国际关系朝着可持续和可预期方向发展，进而也有利于实现国家之间的共同进化。世界变局已经开启，现实中有很多人不喜欢不确定性，然而国际体系毕竟要不断演进。如果一切行动都落入注定的确定性之内，人们就会无所顾忌地陶醉于各种激情和各种利己主义。如果事物是不确定的，那么未来就向创造力敞开大门，向可能性敞开大门，从而通向更好的世界。
在世界变局中不能迷失发展方向，而是需要准确认识并适应世界发展变化的大势，创造条件推进中国与外部世界更加积极的战略互动，其中尤其要注重创新国家发展模式、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有力保障，为消弭地区安全和全球治理赤字提供新的动力。如此也可以推进更有效的合作，包括运用利益增量建设性发展与地区国家的关系，并以此对冲和化解来自美国对华强加竞争带来的紧张和压力，不断拓展战略主动，为地区安全繁荣和全球治理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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