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来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中美关系。美国对华战略的调整，实际上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设置了不少障碍。”
在北京时间4月24日-25日由哥伦比亚大学举办、凤凰网《与世界对话》作为独家全面传播合作伙伴的首届哥伦比亚中国论坛（CCF）上，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薛澜在主旨演讲时如是表示。
薛澜认为，虽然中国有非常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完备的产业体系，在科技创新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未来发展仍面临很多新的挑战，最大挑战就是中美关系；第二，人口方面目前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少子老龄化；第三是能源、粮食、金融债务的安全问题。第四，中国在收入分配差距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第五，中国在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的关系上，减排的压力同样非常大。
以下是演讲全文。
薛澜：下面，我将从国际环境、内部转型的挑战方面介绍一下目前中国的发展情况。另外，我想讨论一些大家都在关心的政策问题。最后，我会就怎样加强中外沟通交流提出建议。
国际环境的变化首先体现在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上。主要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经济总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中美之间的经济实力差距在缩小。此外，过去几年，在冷战后的全球化浪潮中，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比如产业空心化、收入差距扩大等。这也导致了保护主义的兴起，以及逆全球化浪潮的涌现。另外，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塑经济增长新动能，在人工智能、5G等领域中，大国竞争还在加剧。
关于“脱钩”悖论，其重要背景就是新冠极大地影响了全球的经济格局。各个国家都意识到原有的产业链还存在着很大的脆弱性。尤其在特朗普上台后，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摩擦，使大家对现有的产业链产生了一些担心。从中国的角度来讲，为了防止所谓“脱钩”的风险，必须要加强产业链、供应链的建设，但在实施过程中的某些政策可能会使脱钩成为现实，所以叫“脱钩的悖论”。疫情引发的另一个问题是，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国际社会需要有效的沟通，制定共同的对策。
中国国内的转型目前也面临着各种挑战。有利的因素是，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有非常坚实的经济基础。目前中国的GDP超过14万亿，人均GDP也超过了1万美元。中国的产业体系同样非常完备，不仅是全球唯一的包含联合国产业分类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还是全球第一的消费大国。
此外，我们在科技创新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目前的研发投入仅次于美国，而且研发支出占GDP比重实际上超过欧盟国家，研发人员数量、学术论文发表、专利申请都排在全球第一。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很多领域的产业竞争力也在不断提高。
但在这些有利的情况下，仍然存在很多新的挑战。中国未来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中美关系。美国对华战略的调整，实际上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设置了不少障碍。另外，在人口方面，中国目前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少子老龄化。我们的特征是未富先老，人口老龄化速度在加快，绝对规模也在变大。还有一点就是能源、粮食、金融债务的安全问题，始终是中国的一个瓶颈问题。最后，中国在收入分配差距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的关系上，减排的压力同样非常大。
了解了宏观背景，我举几个政策方面的例子，谈谈中国未来的发展需要从哪些方面着力。
首先，中国现在目标是在2049年之前，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而且是和平发展的现代化。要实现这样的现代化，中国面临着各方面的挑战和问题。
第一，加强企业在创新领域的主体功能。有很多具体的措施，就是要推动产、学、研的深度融合，创建创新联合体。目前，中国将近80%的研发投入都由企业完成，但企业在基础研究领域的投入是非常低的，所以要发挥 “专精特新”的中小型科技企业的作用。专精特新就是指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
第二，解决共同富裕最核心和普遍的问题——三大差距：收入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浙江省目前采取的措施有几个方面，一是要把蛋糕做大，同时在初次分配上加速劳动力、资本、土地要素市场化的改革。二是通过税收、社保和转移支付，把二次分配的公平做得更好。所谓三次分配，其实严格意义上讲是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
关于“双碳”问题，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75次联合大会上承诺，我们争取碳排放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种转型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承诺，它对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会产生巨大的作用。对于中国的发展而言，传统石化领域的企业在“双碳”的要求下，面临很大的经济压力，其他各个行业受到的影响同样是巨大的。所幸过去几年，中国在绿色能源方面的发展一直走在世界前列，为“双碳”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最后，我想强调一下加强中美沟通的重要性。前两周，我专门拜访了陆克文先生，他送给我一本他的新书，其中第二章专门提到了中美官方的意识形态、文化差异和由此产生的不信任。其实在中美民间其实也有这样的误解。中美两国都是文化多元，极具活力的国家，很难用刻板的模式来描述。今天的美国社会和我1985年第一次留学时对比，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基础设施方面的，而是社会内部的深层结构。中国更不用说，跟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相比有了更加巨大的变化。但中美之间的沟通渠道仍然存在巨大的局限性，在短、平、快的时代，社交媒体和各种新兴渠道丰富了沟通内容，但在代表性、准确性和系统性上很难弥补主流媒体的不足。我认为，深层认知上的差距并没有真正被弥补，这种偏差是我们现在产生不信任的重要原因。
缩小认知差距是改善中美关系的基础性工作，这个工作可能需要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需要通过多种方式、多类群体、多种渠道去解决。
最后，我简单介绍一下苏世民书院。书院的使命是培养深入了解中国世界的未来全球领袖，打造独特的全球对话平台，推动中国和世界高等教育创新。2015年，苏世民书院成立，2016年第一批学生开始入校，当时习近平总书记和奥巴马总统都发来贺信。我们主要招收学业优秀、诚实正直、视野开阔、富有责任感、使命感，具备领导潜质的青年人才。中国学生申请截止日期是5月20号，国际学生申请截止是9月20号，目前我们已经招收了七届苏世民学者，他们来自于全球近80个国家地区的大学，背景非常多元化。
书院的运行模式核心是三类：中国发展、领导力、全球事务。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学术交流、公共服务等项目。欢迎在座的各位有兴趣的话来申请苏世民书院。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薛老师的演讲，现在是现场观众提问环节。
提问：薛教授您好，我是哥大本科大三的学生。对于后疫情时代全球化的发展和中美关系，您具体抱有怎样一种态度？对于我们这种有全球化经历的学子，您有什么意见？
薛澜：首先我觉得确实后疫情时代有可能发生逆全球化。因为原来的全球化、全球产业链等本身存在着一些脆弱性。所以今后的全球化的发展方向可能是怎样加强其韧性。在全球化背后，不同国家之间的理解、信任是关键。在座的各位，在促进各个国家之间的了解、信任这方面，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以更大的勇气面对这种不确定性。我们那一代留学生面临的选择非常有限，但今天其实有更多的选择，像苏世民书院的同学，他们从事的工作领域，包括所做的很多事情，都是超出我们日常想象的。我觉得其实恰恰是这种拥抱未来不确定性的勇气，使得我们对未来全球化的发展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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