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一个被抓记者的命运转折丨凤凰评论
摘要：负有监督之责的媒体和记者，当然不能免于被监督，如果确实存在问题，必须依法追究。但“法外施刑”，或者用明显超出法律或情理的手段，去打击威慑记者，则会产生非常令人担忧的后果。
文丨陶舜
回顾即将过去的2016年，“甘肃武威抓记者案”既是记者张永生的人生转折点，一定程度上，也烛照出一些地方舆论监督的环境气候渐入寒冬。
5月19日当地检察院对该案主角《兰州晨报》记者张永生作出不起诉决定，嫖娼的说法证据不足，但在此之前，张永生被取保候审回到家时距他当街被抓已整整30天。劫难之后的记者张永生，现在的工作和生活怎么样？
据《上游新闻-重庆晨报》报道，遭受打击后，这名敢言的记者变了。工作上，他被所在单位调了岗，“不再在外面奔波采访了”。比起职业的变迁，记者张永生的身心巨变，更加沉重。张永生呆在家里时，偶尔也看看书，上上网，但从不在网上发表评论，他担心评论一个事件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虽然被抓事件过去近一年，42岁的张永生依然严重缺乏安全感，平时都深居简出，烟瘾变得比以前大，每天经常闷在家抽一包烟；很少出门应酬，基本不去热闹的场所，走在路上会不时回头注意身后是否有人，和熟人谈话时会主动关闭手机。这种安全感的缺失并不是神经过敏，而是劫难的预后效应。前述媒体早前报道，在看守所张永生快要睡觉时，监室的“值班员”就把他戳醒或摇醒，说他打呼噜声音很大，影响到他人的休息。张永生还被监室的其他人脱掉裤子打过，张永生还被要求每天只能在下午3点到4点排大便。
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可以想象，张永生这辈子应该不敢再碰监督报道，他甚至想搬离武威，却苦于买不起兰州的房。如果以为这只是张永生一个人的悲剧，那就too young too simple了。案件发生后，其所在单位《兰州晨报》曾刊登公开信称，张永生曾被官方要求调走，几个月后的2015年1月，当地官员拿着文件，到《兰州晨报》驻武威市记者站要摘牌，称该机构不合法。但最终，事情不了了之。可见，张永生的遭遇并不是没有背景和端倪。抓张永生的最初案由“嫖娼”，经过一系列法律程序后被证明证据不足，就是一个现实的注脚。
最新的报道提到，张永生当初出来时，还和相关方达成了一个私下封口协议，答应不翻供，不串供，不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不发表任何言论，目的是让这起甘肃武威抓记者事件影响逐渐消除，直至被人淡忘。在这样的现实中，可以说，对舆论监督的阻击，已经形成了一个闭环。
近年来，一些地方面对舆论监督的时候，心态出了问题，视媒体为洪水猛兽。舆论监督本是助力社会良性运作的积极力量，出了问题如果拒绝曝光、批评与疗救，只会越陷越深。近期的黑龙江打记者事件也是这样，如果没有《中国教育报》的记者前往调查，公众不会知道问题营养餐已经事发半年之久。也是在警察打记者事件上了头条之后，当地才不得不迅速开展营养餐工作大检查。
在这些针对舆论监督的抵抗甚至报复之后，如果没有足够强有力的追责和赔偿，恐怕将对很多地方形成一种示范效应，一方面，阻挠、打击舆论监督的行为成本似乎越来越小，很多时候并不需承担法律责任，舆论监督的现实风险将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像张永生恢复自由之后那样的寒蝉效应也会越来越严重。而在这过程中，民间对媒体的妖魔化也在逐步加剧，其中尤以警媒关系和医媒关系为显著，如果那样的预设立场和情绪对立不能冰释，那么寒蝉效应还有加剧的可能。
负有监督之责的媒体和记者，当然不能免于被监督，如果确实存在问题，必须依法追究。但“法外施刑”，或者用明显超出法律或情理的手段，去打击威慑记者，则会产生非常令人担忧的后果。据上游新闻的记者观察，现在“省级媒体上的武威新闻基本空白”，这对当地来说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至少从民众的角度看，生活在一个“没有新闻的城市”，恐怕多少会缺乏一些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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