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2013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他的畅销书《二十一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中提出了资本回报率在历史上超过经济增长的概念，该书在 2008 年经济崩溃后受到广泛欢迎（他提出了著名的 r > g 公式）。结果呢？富人变得更富，而我们其余人却深陷泥沼。
如今，近十年过去了，皮凯蒂即将出版《平等简史》（ A Brief History ofEquality ）。他在书中指出，在贫富差距的问题上，情况正朝着正面而非更糟的方向发展，他还列出了一些纠正目前存在的具有腐蚀性的贫富差距问题的建议（简而言之：对富人征税）。皮凯蒂认为，如果考虑到世界的现状，从一本到另一本书的界线看起来有点歪斜，那么，你的视角就错了。“我相对乐观，” 50岁的皮凯蒂说，“我对这个事实持乐观态度，这是一个朝着更加平等的长期运动，它超越了特定十年内发生的那些小细节。”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
★ 本文 作者 : 大卫·马切塞 (David Marchese)， 原文发表于《纽约时报杂志》 。
★本文译者：沈娟
大卫·马切塞：自《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出版以来，美国亿万富翁的数量激增。仅在 2020 年到 2021 年之间，就增加了大约 130 个新富翁。这是在公众对经济不平等问题日益激烈的讨论和愤怒的背景下发生的。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什么使超级富豪能够在面对如此广泛的反感时蓬勃发展？
托马斯·皮凯蒂：让我把这一点说得更清楚。我知道每一年和每一个十年都非常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不要忘记总体的演变。与 100 年前、 200 年前相比，我们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都变得更加平等。这个运动始于法国和美国的革命，我认为这将继续下去。
当然，有一些结构性因素使其难以实现：政治财政制度、媒体财政结构、基本民主体制都没有应有的民主。这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但事情总是很复杂。几十年来，最高法院禁止设立累进所得税。他们支持废除种族隔离，但征收累进所得税却是违宪的。最后，修改宪法花了20年的时间，但后来还是达到目的，减少了不平等现象。
▲托马斯·皮凯蒂的畅销书《二十一世纪资本论》
大卫·马切塞：你是说长期趋势是更平等。但在1990年，美国有66位亿万富翁，现在有700多人。在过去的40多年里，在考虑到了通货膨胀之后，首席执行官的薪酬增长900%以上。同期工人的平均工资只增长了12%。你认为我们应该把这些事实当作实现更大经济平等的绊脚石吗？
托马斯·皮凯蒂：但是，从历史大局来看，另一个教训是，需要重大的政治动员才能继续朝着平等的方向前进。在今天的美国，民主体制，即游戏规则，是以一种事实上围绕富人而建立起来的根深蒂固的规则。但是如果你看看关于增收美国亿万富翁税的民意调查——在民主党和共和党选民中——双方都很支持。
那么，政治制度能够对此作出反应吗？还是被操纵了？历史的教训是，当政治制度被操纵时，在某一时刻你会有反应，也会有社会动员。
大卫·马切塞：你对拜登提出的征收亿万富翁的税有什么看法？
托马斯·皮凯蒂：在他当选之前，情况会更好。如果你在选举前告诉美国公众，他想要征收财富税——这在民意调查中也是很高的——事情就会容易得多。这可能会迫使民主党国会表明立场。现在更复杂了。但如果能做到，总比没有好。
大卫·马切塞：我理解你所说的增收亿万富翁税的受欢迎程度，但你认为“财富再分配”这样的号召在美国是可行的吗？
托马斯·皮凯蒂：你说美国人不喜欢再分配，（我认为）肯定有人不喜欢。在20 世纪，对收入和继承财富征收高额累进税，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发明的。这就是为什么当人们说，美国人不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的时候，我总是持怀疑态度。看历史！没有什么明确的理由可以说一个国家应该这样或那样。有时，在法国和美国，人们会告诉你，“我们不是瑞典人。”这是用来作为一个论点，说在瑞典有一种平等的文化，我们永远不会有。
大卫·马切塞：但瑞典人并不总是“瑞典人”。
托马斯·皮凯蒂：直到 1910 年、1920 年瑞典仍旧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其不平等的组织方式还特别复杂。根据你财富的大小，可以得到1到 100 票不等的投票权。
直到 1910 年，在瑞典，即使是公司也有权在市政选举中投票。瑞典（以前）是这样，但后来转移到其他的模式。
大卫·马切塞：这只是一个半开玩笑的问题：假设在美国，亿万富翁们厌倦了做坏人，不想像拜登提议的那样被征税，所以他们搬到了爱尔兰或其他避税天堂。然后呢？
托马斯·皮凯蒂：但这就是关键：这些人并不是生活在一个专制的社会。他们依赖世界其他地区，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对他们能够享有的资产施加限制——这些资产是集体创造的。所有财富本质上都是集体的，因为它依赖于成百上千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工作，以及知识的积累。然后，私有财产是一种社会建构，我们发明它是为了组织经济和社会关系。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社会发明。但这些资产不全是富人的资产。它们是一个集体进程的产物。没有人自己发明了这些规则。
大卫·马切塞：对于某些美国人来说，这种本体论的争论可能是难以接受的。
托马斯·皮凯蒂：对一些人来说，这与美国精神和美国价值观无关。这与一小部分人有关，他们只是在推动自己的利益。如果问美国大众是普通人还是精英创造了历史，答案会让你大吃一惊。
大卫·马切塞：我的感觉是，在刚刚过去的一些年，很多财富的增长来自创业，而不是继承财富的积累。与此同时，富人的回报率飙升。这些因素对于我们理解一般资本积累有什么影响吗？或者具体说 r > g ？
托马斯·皮凯蒂：如果你回到 20 世纪初， 19 世纪末，你也有很多新的创新和新的财富。我们发明了汽车、电力、跨大西洋无线电。每个时代的人们都倾向于说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不同的，是大创新，有新财富。然而，在不断变化的经济中，我们发现，我们所处的时代总是一个历史过程。如果没有监管，如果我们不设计各种制度以分散财富，而是相反的话，就会有这样一个结果：我们的体制结构使得富人可以通过使用公共基础设施、公共教育、医疗系统积累财富，然后一旦积累了足够的财富，就按下按钮，把财富转移到其他地方。你还记得在 2021 年夏天， ProPublica 对美国亿万富翁的调查吗？与他们的财富相比，这些富人缴纳的联邦所得税几乎为零。如果富人不交税，就更容易积累更多的财富，这种情况会继续下去的。
大卫·马切塞：支持亿万富翁的一个经济论点是他们如果做得很好，这表明我们的资本主义制度正在发挥作用，意味着每个人都有增长。但经济增长放缓的时候正是亿万富翁出现的时候。这是否为亿万富翁的成功对我们其他人也有好处的想法提供了明确的谎言？
托马斯·皮凯蒂：就社会和政治科学中的证据而言，这是证据。我们所拥有的证据是，如果你以美国为例，在里根执政的十年后（1990年至2020年间），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被除以2，以每年略高于1%到1.2% 的实际增长率增长。而在1950年至1980年间，国民收入人均实际增长率曾经超过2%和2.5%。里根十年的税收政策本应促进经济增长：也许你会有更多的不平等，但蛋糕比以前做的更大也更快，普通美国人的平均工资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增长。但是，这并不是我们所看到的。
从这件事中得到的最大教训是，本世纪中叶美国经济最繁荣的时期，所得税税率高达 90%或者80%，而这并不是一个问题，因为 1 比 100 或 1 比 200 的收入差距不是增长所必需的。另一个重要结论是，对于经济繁荣真正重要的是教育和教育的相对平等。
美国经济在20世纪中叶高速发展的关键是因为教育的巨大进步。在1950年代，美国有90%的年轻一代上高中。与此同时，德国，法国，英国，日本的这一比例为20%至30%。里根在80年代试图告诉美国的故事，基本上是忘记了平等，认为繁荣的关键是让顶层越来越富有，这是行不通的。
▲托马斯·皮凯蒂的新书《平等简史》
大卫·马切塞：你有没有看到任何结构或意识形态的变化，使我们的时代不同于历史上可比的时代？
托马斯·皮凯蒂：主流意识形态已经转向这样一种观点，即我们在市场自由化方面走得太远了，在全球化方面没有监管，超级富豪越来越富。问题是，我们仍然停留在建立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有限的税收累进制，没有任何共同集体监管的自由资本流动，这样造成的结果是当你想制裁寡头的时候，就不能有效的追踪相关信息，这是一个大问题。
在美国，由于特朗普大幅削减企业税收，这一制度的设置得到了强化。特朗普使用的一个策略是对中下阶级说，“我将用另一种方式保护你们，保护你们不受中国人、墨西哥人、穆斯林的伤害。”他之所以能够当选，是基于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在贫富之间不进行再分配，而是保护美国人，尤其是白人男性，不受其他看起来像外国人的人的侵害。他这样做的风险在于，为了避免再分配，新自由主义被新民族主义所取代。有时候像特朗普这样的人可以通过这种策略获得成功，因为这比说“让我们看看累进税制的历史”要清楚得多。
大卫·马切塞：你提到了寡头。在美国，我们不倾向于认为我们也有寡头——这是针对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相反，我们喜欢认为我们的企业家是通过努力实现致富。但两者的相似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它们都在利用资本的全球自由流动，并拥有不成比例的政治影响力。你认为美国和其他我们认为不那么民主的国家一样，也牢牢地掌握在寡头阶级的手中吗？
托马斯·皮凯蒂：美国寡头对政治体系的控制力要比俄罗斯的普京集团弱，这是肯定的。至于财富积累的哪一部分是由于个人的努力，个人的优点，而不是依靠对他们更有利的法律制度体系，这很难说。许多俄罗斯寡头在正确的时间购买了正确的资产，然后转卖。这就是商业生活。
对我来说，也许美国最好的比较不是今天的俄罗斯，而是 1914 年前的欧洲：名义上民主但财富高度集中，缺乏适当的政治金融规则和政治影响，民主制度没有能力对过度不平等做出常识性的反应。从长远来看，这对美国的繁荣不利。特别是因为当其他国家比美国受教育程度更高时，它的经济领导地位将永远消失。美国的经济领导力来自大众教育，而不是来自亿万富翁中的少数精英。他们从来就不是美国繁荣的源泉，也永远不会成为。
大卫·马切塞：我确实很难接受这样一个观点：在 40 年的不平等不断恶化之后，你，一直在宣扬不平等的学者， r > g 先生，出版了一本书，说从历史上看，我们正走在正确的轨道上。知道我们今天比 100 年或 200 年前更平等，这是一种冷冰冰的安慰。请给我一个和你一样乐观的理由。
托马斯·皮凯蒂：通过审视历史证据，通过对大局的思考，我变得更加乐观。很多人看《二十一世纪资本论》的时候，都得出了一个悲观的结论，我有点奇怪。我试图证明历史的走向不是大灾难而是积极寻找政治建设的替代方案。这个过程始于法国大革命和美国大革命。这一走向更平等的进程根植于我们的现代精神和现代政治文化中。
我记得 2014 年在波士顿与沃伦参议员（ Elizabeth Warren ）举行了一次公开讨论。我说的是对亿万富翁征收累进财富税，税率为每年 5 %或 10%。她看着我，好像在说，哇，太过分了。如今，拜登，一位中间派民主党人（他曾投票支持 1986 年的税收改革法案）就提出了一项财富税。事情可以变得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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