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关不羽
2022年3月以来，中国疫情出现反弹，奥密克戎超强的传播力导致本轮疫情呈现出点多、面广、频发三大特征。截至3月29日，全中国新增确诊病例1629例，覆盖全国27省市，创下自2020年3月以来新高。4月1日，上海进入“全域静止”，标志着时隔三年之后中国再次开启“武汉防疫模式”。
疫情之下，由于封控等措施，会给经济带来极大的阻碍压力；而对普通百姓而言，也易陷入降薪或失业的焦灼之中，那么，这波疫情，将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何种影响？
2020-2021年的疫情冲击
奥密克戎造成了全球范围的疫情反弹，但中国和其他一些经济体不同，坚持三年前的“动态清零”模式。因此，疫情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可以参考当年的情形。
2020年，得益于成功的防疫措施，中国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不过，也不能否认，那轮疫情的爆发仍对中国宏观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当年的GDP增速为2.3%，是1977年以来的最低值。较前一年的6.0%大幅下降，降幅为3.7%，大致相当于3.6万亿元的GDP损失。
疫情的短期冲击并不让人感到意外，此前国内外的财经人士都对这一结果有一致的预判。让人稍感意外的是，此后的经济修复，并没有达到预期。2021年，反弹如期而至，中国的GDP同比增长8.1%；但是，两年平均增长5.1%，明显低于2019。显然，缺口并未修复。
造成反弹不如预期的原因比较复杂。部分因素和疫情影响没有直接关系，比如产业发展的表现不佳，经济贡献下降。最典型的是互联网产业。互联网产业有疫情之下逆势成长的属性，可以部分对冲疫情影响。但是，中国互联网产业在2021年严重受挫，未能发挥对冲和补偿的效应。此外，房地产行业也受调控政策等因素影响表现乏力，进而影响周边产业。
到了2021年，疫情呈现多地爆发，西安、郑州、南京等超大型城市，都曾进入时间不等的“全域静止”状态，造成的经济影响不言而喻。
从经济增长动力的角度分析，2021年中国经济“三驾马车”中，消费和投资未能走出疫情阴影。唯有外贸表现亮眼，进出口额跨过了5万亿美元大关，实现了直达6万亿美元的“跳级”。这得益于于中国率先实现复工复产，在全球供应链的地位大幅提升。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的初步结论是：疫情爆发年份的短期经济冲击对国民经济总量的影响是明显的，造成的损失以万亿计。疫情高潮后的恢复性增长，受内外诸多因素影响，不能指望恢复性增长能在短时间内修复缺口。
目前面临的挑战远胜2020
上述分析，为再次进入“防疫模式”的中国经济形势分析预判，提供了参照。
首先，要对疫情可能带来的直接冲击，有充分的估计。本轮疫情的“暴风眼”目前在上海，上海的经济地位远远高于武汉。不仅4.32万亿GDP的经济体量为武汉的2.4倍，而且其对长三角经济乃至全国经济的辐射力也远超武汉。
按照武汉当初疫情标准，目前上海的疫情严峻程度已经超过了武汉。上海的感染人数已达到了17万人，而武汉三年累计感染人数为5万人，且上海的感染人数还在增加。武汉78天实现清零，上海要用多少天呢？
即便考虑武汉之后防疫技术完善提高了清零的效率，上海的情况也不容乐观。西安感染人数2000余人，全域静止32天；深圳的表现最佳，感染人数1000余人，此前近两个月的“封控防”再加将近10天的全域静止。由此，上海以全域静止方式实现清零的时间周期，有可能超出此前的城市。
而且，考虑到奥密克戎的传播系数比武汉的病毒版本高出3-4倍，2022年围堵疫情的难度大大增加。如何避免其他超大型城市成为第二个上海，将是严峻的挑战。因此，按照目前的防疫形势，本轮疫情对全年宏观经济表现的冲击将会超过2020年，要做好承受5万亿甚至10万亿的GDP损失的心理准备。
其次，本轮疫情冲击后的经济反弹动力，不容乐观。一是上轮经济反弹在2021年上半年已经结束。去年三季度的增速4.9%，四季度增长仅为4.0%。这意味着上一轮疫情冲击的经济修复还未完成，又面临新一轮更严重的冲击，叠加效应令人忧虑。本就深陷“疫情重灾区”的产业、企业，处境将会愈加困难；一再受伤后能否迅速恢复，是存疑的。
更要警惕的是，上一轮疫情后经济反弹的“主引擎”外贸，这轮反弹未必指望得上。海关总署4月1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一季度外贸下降6.4%，进出口降幅分别为0.7%、11.4%，出口下降的幅度明显。随着海外复工加速，全球供应链对中国的依赖还会进一步下降。今年中国外贸，尤其是出口，已经不复前两年“一枝独秀”的有利形势。
而这轮国内的防疫形势，也增加了稳外贸的难度系数。上海是全球供应链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2021年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突破4700万标准箱，连续12年位居全球第一。同年，长三角省市企业经上海口岸进出口8.18万亿，占口岸进出口总值的81.1%。上海的全域静止，对长三角外贸物流的影响将是巨大的。这无疑也引起了全球市场的担心，出于避险动力，出口订单流失的情况可能加剧。
与此同时，进口也会受到影响；科技产业和工业产业，同样会陷入困境。4月15日，华为消费者业务CEO、智能汽车BU CEO余承东在朋友圈发文称，如果上海不能复工复产，5月之后所有科技、工业产业涉及上海供应链的，都会全面停产，尤其汽车产业。
如果不能及时回归全球供应链，那么疫情冲击后的经济恢复，我们很难指望外贸出口这驾“最后的马车”助力经济复苏。
整体而言，2020-2021年的疫情复苏阶段，中国率先复工、占得了全球供应链的先机。而目前的形势相反，因中国的疫情防控加剧，全球供应链布局正在加速调整，以免受到更大波及。
这意味着，即便本轮疫情在上半年得到控制，下半年经济的反弹力度也是有限的，很难重现2021年上半年的高增长。
总之，全年的宏观经济压力，远远大于2020-2021年度。按照目前的形势发展，年度经济增长目标5.5%实现相当困难。如果疫情影响继续扩大，那么年度增长目标有可能继续下调。
我们关注宏观经济，不是唯GDP论。宏观经济体现了社会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对政府财政、国民的民生都有决定性的影响。毕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千千万万市场主体的“生财”、创造就业岗位，不会有政府财政、民生消费的盆满钵满。
要有财政收入大幅下降的心理准备
换个角度，防疫封控，对城市政府财政收入的负面影响更不容小觑。今年第一季度，深圳全域静止时间仅为一周，财政收入同比下降幅度竟达到了4.66%。可以想见，长时间全域静止的财政收入损失更为惊人。
还是以武汉为参照。2020年武汉1月23日封城，4月8日解封。第一季度的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同期下降44.0%，略高于同期GDP下降40%的幅度。假设4月1日封城的上海在6月初解封，那么第二季度上海的财政收入下降也可能在40%左右。
问题在于，上海的财政地位不同于武汉，不是地方性区域性的，而是影响全国的全局性。上海的总财政收入中约有65%上缴中央财政。
根据上一年度的财政数据计算，如果上海全域静止2个月，财政收入下降40%，那么地方财政收入减少将达500亿元以上，上缴中央财政将减少约1000亿元。
收入减少还不是防疫财政成本中的大头，支出激增的财政负担更重。仅民生保障支出一项，就会“吃掉”一般公共预算的相当比例。2020武汉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407亿元，其中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达到76%，为1830亿元。而武汉人口为1240万人，不到上海的二分之一。
2021年上海全市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位7771.8亿元，即便不考虑防疫封控模式造成财政收入大幅减少，全体市民“吃财政”的民生保障支出，够吃多久呢？
再加上防控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全域静止的上海财政能避免赤字高企吗？这个财政窟窿，既是上海的，也是全国的。
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上海开启武汉封城模式的财政后果是全局性的。2020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82895亿元，同比下降3.9%。2022年，这一下降比例将会多大？如果占上缴财税八成以上的长三角、珠三角出问题，无疑会影响全国的财政基本盘。
2021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超8万亿元，财政净上缴的只有粤、沪、浙、苏、京、鲁、津、闵八省市。其中东南五省一市上缴占全国的八成。那么，高度依赖财政转移支付的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又何以自处？
因此，2022年疫情再来，不是2020年的复刻版，对全国财政大局的影响也将远超2020年。
民生困境的经济代价
经济发展也好，防疫也罢，根本是目的是促进民生。宏观经济的表现，决定了民生饭碗的大小和质量。政府财政的丰俭，也对民生保障有重要意义——尤其是高度依赖财政转移支付的地区，本地造血能力薄弱，再失去外部输血，民生压力会更大。
目前最重要的是，避免长时间全域静止造成的物流受阻，导致严重的次生灾害。
近日，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教授宋铮与另外四位学者一起发表了《封控的经济成本有多大》。文章借助城市间卡车流量数据，估计了中国封城的经济代价。该项研究比较至少一个处于封城状态的城市之间的卡车流量和两个都没有处于封城状态的城市之间的卡车流量：为期一个月的全面封城，使当月该城卡车流量减少了 59%；部分封城的效应是，卡车流量减少了20%。
物流受阻，造成了上海的民生困境。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大量民生物资依赖外部输入，承担物资输入主要运力的卡车流量大幅减少，意味着民生物流的主动脉被堵塞。全域静止后，大型批发市场、电商大仓等物资仓储节点被封，将近400万城市服务保障体系的工作人员绝大部分被静止，导致城市商业体系失效，导致市内民生物流的停摆。而大量小区的严格封控，又阻断了连接终端消费“最后一百米”的毛细血管。
结果就是，物资进不了城，进城了也无法流动，即使流动了也难以进入消费终端，民生保障因此陷入了严重困境。这是全域静止阻断物流的系统性问题，而不是基层工作人员能力不足、觉悟不高的局部问题。
而这一系统问题的难解之处在于：奥密克戎超强的感染力，导致人流、物流的病毒扩散风险大幅增加。那么，要实现快速清零，必须实施比武汉严厉得多的封控。而加码的封控要求，导致民生保障的难度大幅上升。本质而言，这是清零封控的目标和民生保证目标之间的张力加剧。
而上海物流“堵塞”，同样会通过整个物流系统传递至全国。对此，宋铮教授的文中写道，4月初的全国卡车流量（除上海）已经下降到三月初的72%，美团指数（除上海）也只有去年同期的60%。这意味着上海的民生问题，经物流系统的传递，转化为全国的经济成本。
疫情防控的经济账，确实是全国一盘棋。坚持清零不动摇，就要为疫情再起的经济代价做好充分的准备。
宏观经济的五万亿甚至十万亿的直接损失，如何找到增长补偿的机制；全球供应链布局被迫调整，对中国外贸的长期影响如何应对；民生问题凸显，又该如何解决，需要一一解决。2022年的疫情再起，对中国经济的挑战将远大于2020年。
作者关不羽，系财经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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